章士钊于1922—1926年间先后有两年四个月的时间担任农大校长，时间不长，但其影响很大。

为什么一位从政多年、心系政坛而显赫的政治家，忽然对农业教育感兴趣呢？

“五四”运动中，章士钊是一个“新旧调和论”者，因此遭到新文化运动中革命派的批评。1921年，他决意脱离政界，遂去欧洲游历一番。1922年9月回国，章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用他的话说：“我以前研究中国的政治，失点在什么地方？多久没有答案。近几年来，往欧美考察，得着了一个答案，就是：中国忘记了他的本身是以农立国的，当注重农业”，“觉悟这层，所以要提倡以农村立国”（1922年12月21日在农大的演说）。“所以我愿意来办本校的，也就是因为可以促成我的主张”，“今之主持农大，盖以其校适为农”，他自称是个“农迷”。此前，1912年，国民政府曾聘请他担任北大校长而未就，说是对此不感兴趣。

章士钊的农村立国论一出笼，即遭到时任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反对，陈说农村立国论是“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是拒绝现代化，复古倒退“和生番野人接近一步”的谬论。

陈独秀全盘否定“农村立国”的历史背景，自然与章士钊的新文化运动多持“新旧调和”的立场有关，章鼓吹礼教复兴，坚持文言文学，反对新文化运动。

但，章氏农村立国论，并非没有市场，他的主张深受农大师生的赞赏。农村立国论成了农大办学宗旨与常用的口号。农村立国论甚至成了办好农大、立志于农业，改造农村的动力。章士钊到任农大伊始就声明他要用他的理想——农村立国，改造农大，他要做改造农大的“炮手”。同时他号召师生立志改造中国农村、农业，学好本领要到农村去。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他决心在农大大干一场。他的确也下了一番工夫，采取了一些重大举措，比如，他在《晨报》刊登《征聘农业专家特告》，公开纳贤，延聘国内外“怀抱伟略，幸以本校为理想试验之地”的农业专家来校执教。这一招，虽然在他任期内并未有多大成效，但后来，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纷纷从国内外应聘来农大执教。来自日、德、英、美等国的归国留学生，兼收并蓄，一支资历雄厚的教授队伍由此逐步形成，章士钊功不可没。他还捐出自己的薪金为农大购买图书，今天在校图书馆还存有他捐赠的图书。

章士钊的农村立国论，注重发展农业、改造农村，以农业为立国之基的思想，在当年确是难能可贵，不能一概否定，不妨认为是章的一个贡献。虽然遭到他的老友陈独秀的猛烈抨击，却为同是他老友的毛泽东取其合理的内核，以农村为根据地，从而夺取了革命的胜利。

章士钊演说：愿作改造农专砲手（19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