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科大学的创办在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京师大学堂是清朝末年维新变法的幸存者，是我国由中央政府兴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它的创办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中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农科大学则是这所综合大学中最早建成的分科大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学院）之一。京师大学堂，按《奏定大学堂章程》而规划的规模，包括八个分科大学，即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雄心勃勃的规划。当年还请了日本工程师进行大学堂的校舍规划设计（包括农科大学校舍），于1910年在德胜门外黄寺展开了大规模的建校工程。当工程进行一年多之后，辛亥革命爆发了，时局骤变，加上经费拮据，工程半途而废。非但一座规划好的大学堂新校舍建不成，最后已建的校舍也无力维持，不得不卖给陆军部办了讲武堂。

农科大学却在这历史的重大变革之中幸免于难，反而顺利地建立起来。它是京师大学堂计划设立的八个分科大学中，唯一按总规划设计施工，并基本建成的分科大学。因为，按规划八个分科大学中的七个打算建在一起，唯农科大学独门独院建在罗道庄。辛亥革命前夕，农科大学新校舍首批主要工程已接近完工。民国成立后，1912年11月正式由城里京师大学堂总部马神庙迁往罗道庄。

农科大学首批工程，从1910年开工，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建成了讲堂大楼、办事楼以及标志性建筑一校门等一批重要建筑。耗白银八万五千两，加上购地等耗银三万两，共计花去白银十二万余两，建起了我国第一所有独立校舍的国立农科大学。

如果说，京师大学堂是百日维新运动的幸存者，那么农科大学的建成更是时代的幸运儿了。罗道庄农科大学校舍的建成无疑是硕果仅存。农科大学校舍的建成不仅是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它也是京师大学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见证。

农科大学最早期的建筑是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一份珍贵的遗产，理应作为重要的文物加以保护。其历史价值，比起现今已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比如“中国大学旧址”、“中法大学旧址”、“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旧址”等等，农科大学旧址毫不逊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有幸趁编写农大校史之便，对农科大学时期历史的来龙去脉作了一些探讨。并曾萌生设想：能否争取把农大原校址列入北京市级（或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把这一历史遗产保存下来！为此，我曾几次到原校址探访，旨在有条件时，吁请一些名人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提出提案。

探访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农科大学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几乎早已被拆光，百年历史遗产，已经荡然无存。有的建筑夷为平地，有的为现代化大楼取代。据占房单位（量具刃具厂）人士介绍，1988年拆掉了讲堂大楼（工字楼）。据他们说，他们似乎知道有些建筑是有历史价值的，甚至传说得神乎其神，说工字楼曾经是慈禧太后看戏的地方（当然没有这回事），我问：为什么还要拆掉呢？答曰：没有钱，那幢楼的木地板维护起来要花很多钱。

事已如此，再臆想什么呼吁提案之类，已毫无意义了。

其实，罗道庄校园的历史价值并不仅仅由于有着百年老建筑。罗道庄校园蕴藏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它又是一处风光秀丽，令人向往留恋的好地方。解放前，北京各高等学校的校园，最美最好的是清华园和燕园。除此之外，没有哪一所大学校园环境能比得上农大罗道庄校园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大校园“东方小瑞士”之美称已广为流传。吴稚辉先生看过农大校园之后，感叹说：“吾于全法，所见亦罕。”故农大曾因所处得天独厚的优美校园闻名于世。

解放后，农大校舍问题曾折腾过多次。1955年1月，当农大在迁址问题上举棋不定的时候，高教部曾传达过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周总理说：“农大在那里（指罗道庄）也很好，为什么还要搬？”遵照周总理这个指示，农大一度在罗道庄曾大兴土木，修建了不少房子，放弃了再搬迁的念头。但不久由于附近找不到足够的农事试验地，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苏联的“先进经验”，至少要拥有上万亩的农场用地，非此不能办学，最终选定马连洼。

时至今日，仍常常有老校友们到罗道庄去走走看看，故地重游，旧貌新颜，往往触景生情，感慨万千，流连忘返。记得一位1921年农大毕业的老校友、著名科学家周汝沆教授，他于1979年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会和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住京西宾馆，专程到老校址走访。他说：“到了那里就联想起五六十年前我们母校“东方小瑞士”的绮丽风光，望见槐林参天，横亘东西的一条大湖，这不正是五六十年前360亩稻田和400亩苇田的新貌么！”回宾馆后他即兴赋诗四首，寄给张仲葛教授，借以抒发对母校今昔巨变，世事沧桑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