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重：30年代我在北平进行革命的回忆
我是1929年在河北省丰润县车周山中学由袁效之和宋敏之介绍加入青年团的。1930年旧历七月十五日，京东特委组织遵化、玉田、丰润三县联合暴动未遂后，我失去了组织关系。年底，经同学介绍我来到了北平。
到平后，我找一位姓吴的同志（唐山特委的）接关系，没有找到。没办法，我只好准备投考南京中央政治学院，一来那里是官费，吃饭不要钱；二来学院有外交系，可以学外语。可是我初中还没毕业，没有高中毕业文凭是不准考的。我就买了张初中毕业证书，考上了私立的北平大中中学（校址在交道口），上了半年，弄了个高中文凭，暑假考入了南京的中央政治学院。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给在北平的刘炳吉同学写信，谈论抗日，结果信被国民党查出来了。10月我被抓，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在平接信的刘炳吉同学也被捕了。我一直被关到1932年2月才放出来，学也不能上了，于是我又返回了北平。我想不公开活动很难接上关系，通过活动组织上会找我的。当时正赶上我们党组织“三八”纪念会（在北大三院召开），会上有同志撒传单，我也要了一些撒了起来，结果我又被捕了。敌人审问我：“你为什么撒传单？”我说：“我没撒，传单是拣的。”他们看问不出什么，过了一个多月就把我放了。事隔不久，北京大学的党员雷民生通过我的同学找我谈话。这样1932年6月，我通过雷民生正式接上了组织关系。
我们这个党小组有北京大学的雷民生、宋劭文、谢铁洪和我，小组由雷民生同志负责。上边受张磐石的领导。当时，我分工联系女子文理学院，联系人是刘明其、赵仲玉；朝阳大学，联系人是王必大。中国大学和工学院虽没有我的直接关系，但我常到那里开会，从事一些活动。
1932年秋天，我考进了北平大学农学院。但我的组织关系还在城里，大部分活动也仍在城里。10月左右在北平大学法学院开过一次代表会，会我是参加了，但是否是党代表会或社联代表会，记不清了。以后，党组织指示我在农学院搞学生活动。农学院的院长刘运筹镇压学生运动，很反动。我们联合学生中的进步分子反对他，同时抵制国民党在学校搞军事训练。刘运筹被我们整了几家伙，农学院的军训也让我们弄垮了。当时反动当局组织各校学生联合军训检阅，我们事先串联好部分进步的学生，到检阅的时候，给他搞得乱七八糟，学校的军训教官因此被撤职，军训也无法进行。1932年12月，农学院国民党支部的一个人，向国民党市党部告发了我们的活动，使30多名学生被抓，我也在内。这次主张抓人的是国民党市党部，动手的则是公安局的侦缉队。他们是夜里来抓的，把我们押到公安局关了两个多月，审讯了几次，毫无结果。国民党市党部要求严办，但公安局不属市党部管，他们之间意见不一致。最后，让学生取保陆续释放出来。我是和曾广墀、谭涤三人一起出狱的。公安局让我们找铺保，我们说没有，又让找人保。我们被抓以后，刘运筹就放风说：“抓人与我没有关系，我对学生还是爱护的。”我们三人一商量，你不是爱护学生吗？就找你。弄得刘运筹没办法，出了人保。我出狱后又继续在农大学习，和雷民生他们一起活动。
我在农学院与刘运筹闹的关系很僵，主要原因是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另一方面，我到农学院上学，没有钱。刘运筹让他的秘书马小成通过河北的同学魏儒林了解了我的情况，知道我经济上十分困难。所以，我一进校，刘运筹让魏儒林跟我说：“院长知道你有困难，学费可以不交。”我原来就打算拖着不交，他说不交，正好如愿。按说这么大的人情，我总得见见他，但我始终没理这个茬。我和高家骥、谭涤捣他的乱，他又托马小成与我说：“学生还要好好念书，院长很重视你。”我还是不理睬，该怎么样还怎摸样。我和盛华在农学院闹得很突出，在1934年7、8月，学校开除我时，也要开除他。但盛华的叔叔在学校当教授，和刘运筹拍了桌子，盛华没被开除，我则被除名了。开除以后，我曾找过马小成说：“你跟刘运筹说，他没有理由开除我，一定要开除，学校也不会安宁的。”我离开后，农大学生反对刘运筹的斗争仍继续开展。
1932年国民党的势力在北平还不很大，控制得不那么严，我们党的活动比较暴露，经常组织讲演会、集会游行等。除此之外，还有开展对托派的斗争。托派的代表人物是刘侃元（中国大学教授），还有么心一，他们组织的读书会，叫“马列主义学习团”。他们公开讲演反对斯大林路线，其理论是中国现在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了，应该直接搞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中央讲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还在杂志上发表反动文章。而我们则利用读书会、讲演会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请进步教授，如黄松龄、侯外庐、马哲民、许德珩等出来演讲，宣传革命理论，争取、团结、教育进步群众，反击托派的进攻。
我们搞过多次飞行集会。事先党员和进步分子商量好，要搞个什么活动，打出什么标语，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然后，你联系一伙，我动员一部分，到预定时间，把人一集合，就打出旗帜，喊口号，撒传单，游行示威。这样的活动在天桥、西四、西单、沙滩等地方都组织过。党组织也曾指示要深入工农，由于我们与工农没有什么联系，虽然几次试图接近工农，但农民看我们穿着学生装就躲开了，工人也不搭理我们，所以都没有达到目的。
1932年底国民党势力在北平加强了。这时期国民党市党部专门成立了特务队，特务队长李春华多次带人冲散我们组织的集会。
1933年3、4月份，国民党宪兵三团来到北平，白色恐怖加剧了。宪兵三团不仅利用原来国民党在各校的组织，而且还派了带枪的特务深入各校，频繁活动。他们可以不经过公安局直接抓人。这一年的五六月以后，北平地下党的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了。6月份雷民生被捕，押到南京去了。当时凡是和我见过面的熟人、联系人，都找不到了。最后与我联系的只剩下燕京大学的小职员郭哲，是在以往的活动中相识的。他当时也找不到其他的关系。到了1934年7、8月，郭哲也被捕了，我在农大也被开除了，在北平的关系断了，于是我托了朋友的关系到山东齐河县教书去了。
1935年下半年，我又回到北平，考上了北京大学，上了半年。一二九运动我参加了，但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由于教书，手头上还剩300多元钱，我产生了去日本的念头。因为在日本马列主义的书可以看，生活费用也不高。这样，我就和盛华去了日本。我们党在日本也有组织和活动，我虽与那里的党组织没有接上关系，但也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些活动。过了半年，我考上了鲁迅曾经上过的东北帝国大学。在日本留学，我没穿过西服，自己做饭吃，一个月只用10来块钱，这样呆了一年多。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我回国，到了我党驻汉口办事处，接上了组织关系。随后，叶剑英同志给我开了介绍信，我便去山西晋城找到了朱瑞同志。
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32级学生
杨士法：1936年至1937年平大农学院革命活动回忆
我在1936年9月初进入平大农学院农学系读书。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我响应党的北方局的号召：“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到山东农村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初期被调上海。
1935年年底开始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正像毛泽东同志讲的那样，是为抗日战争做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从一个学校的实践来看，可以说确实为全面抗战做了一定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解放后遇到老校友回忆往事时，大家感到那一段的生活十分难得，很有意义。
我在师大附中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过游行示威和香山夏令营，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过北京民先总队部召开的民先活动分子会。通过这些活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改变了过去只靠读书救国的幻想，决心献身革命，有了入党的要求。毕业后进入平大农学院。从民先和学生会的活动中逐步与一些进步同学熟悉了。四年级同学高万章同志约我个别交谈多次，了解我的历史和在高中的情况。他说农学院与兄弟大学相比，比较沉闷，新入校的同学不少在高中是学生运动的活动分子，农学院要活跃起来，寄希望于一年级的同学们。在校园散步交谈时，我感到高可能是共产党员，就讲到在高中想入党没有实现，农学院有没有办法。他说我也有这个要求，想想办法看。后来，约在11月初他说组织上已批准你入党，要履行入党宣誓。在一个星期天他带我到女生宿舍王薇的房间去（当时女生很少，几个女生进城去了），在临时挂上的一面小的党旗面前，我以非常激动的心情宣读了誓词。接着，高万章同志讲了要团结群众、要保密等。在那时前后，夏印（原名孙永德）的党员关系转来了，王林（原名侯立仁）等同志相继入党了。李友杏、王薇和金宗仁（朝鲜籍同志）也是党员。当时全院党员只有七八人。
当时，党员通过民先和学生会进行活动，主要是进行学习，团结群众。高万章同志任支部书记，抓总；孙永德着重学生会等公开活动；我着重民先活动。后来，高万章同志在校外活动较忙，支部工作要我负责。平时组织一些同学读艾思奇的《大学哲学》、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蒋光慈等进步作家的小说，开展歌咏活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我参加民先总队部的活动分子会回来，把民先总队队长李昌同志的报告向民先队员和要好的同学传播。在市学联和民先组织的活动中，几位进步的教授许德珩、张有渔、黄松龄、许凌青等的讲演启发很大，印象很深。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等内容使我们受到初步的革命启蒙教育。记得一个星期天，市民先总队部通过市学联的名义组织一批学生到农学院的林场、农场搞游击战演戏。讲解和指挥的袁也烈同志被介绍给同学们时，说他是从东北抗日义勇军来的，后来才知道他是红军干部，是为了保密才那样介绍的。我院民先同志热情地参加了演习，接待了参加演习的各校同学，深受教育。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震动很大，进步同志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感到大快人心。但有些同学非常忧虑。一度谣传已经杀了蒋介石，我们这些情绪偏激，缺乏政治经验的青年中不少人主张杀蒋。但不久上级党组织传来信息，为了团结抗日，只要停止内战，可以把蒋放回去，和平解决。
当时，在同学中做了些交朋友的工作。在国民党为分裂学生运动，建立了新学联和共产党领导的学联相对抗以后，学生中的政治态度大体上可分三种情况：一类是党组织、民先和学联影响下的进步青年，一类是政治思想上比较倾向于国民党的青年，这两种都不占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占多数，这些同学读书很认真，对学生救亡活动不活跃、不热心。其中，有些人同情共产党，有些人在思想感情上与国民党有联系。这些人是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特别表现在学生会和伙食团的选举时，为争取领导权的激烈斗争中，双方都对中间状态的同学做争取工作。当时党内和民先研究过如何正确地对待埋头读书的同学问题，我们注意了团结他们，和他们交朋友，不歧视他们。解放后，不少人成了农业科技方面的专家、学者，有很深的造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贡献。
党中央和北方局约在1936年指出，单纯的、孤立的学生运动是没有前途的，学生运动必须与工人、农民相结合。农学院党支部和民先队部根据上级指示，到核桃园小学去办农民夜校，与农民有接触。七七事变前后还根据上级的布置，慰问过附近驻地的抗日军队二十九军。这年放暑假，我和部分同学没有回家，留在学校进行慰问等活动。在直接听到卢沟桥的炮声以后，才多方想办法，筹集路费，于8月初离开北平，经天津、塘沽，到山东，奔赴抗日前线。暑假中回家的不少同学分别在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参加了抗日斗争，做出了贡献。很多原民先队员、进步同学后来入党了。
为了培养抗日干部，1937年春上级党组织决定选派学生去延安学习。高万章同志与我商量时，我表示很想去延安学习，但是高说你应留校，找别人去。我就找到李远定。他是民先队员，我想吸收他入党，他不愿入党，但欣然要去延安。后来，他入了党，参加了八路军，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
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36级学生
张德耀：回忆七七事变后参加抗日活动
七七事变时，我大学二年级，有军事训练，一两个月，在西苑兵营，有几千学生，是一个月。总负责人何其沣，比较有正义感，善于管理，对学生比较正派，讲实话，最突出的是卢沟桥事变是他的旅的一个团打响的。他是旅长，四十来岁。日本军队控制卢沟桥，军训提前结束，他说：“你们赶快回去，不能不结束，时局紧张。”这时我回校，别的学生都走了。日本说谈判，同时轰炸南苑兵营。我和孙德山去城里住，想回家。8月13日这一天，托天津法租界同学曾永淦帮助买船票。在天津见到日本兵就火了，他们还搜身。回烟台后，听说组织两个联大，我们去西北联大。当时我们认识到还是要跟共产党走，在大学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首先是民族独立解放，做亡国奴可耻。看来组织起来只有共产党，去西北跟共产党走，先在学校过渡。到西安的有半数学生。到西安更了解，有八路军办事处，开始关卡少。大概1938年1月，白崇禧到西安讲话，他也让学生参加军队。他讲“兵战与学战”，“有人担心学生往延安去，我们在西安也办抗战学校。”在三原县安吴堡，冯文彬搞了一个西北青年训练班，寒假半个月，让青年抗战，中国求解放，要团结起来。白崇禧讲：“延安还那么远，我们在秦岭不远处组织。”白的讲话有几千人听。另外，西安有提灯大会，晚上游行。抗战开始，国民党不能不做一点，这是后方发动群众。
一部分学生寒假去三原安吴堡，后去延安，因西北联大我有女朋友去南郑（当时师大迁南郑），我想做她的工作，后来她也没有去，和我同去延安的农学院的有卢运乾、董新（国昌）、金孟嘉。
我在校时叫张延曾，为什么改名？不为别的，主要是新我和旧我决裂，去延安，绝大部分人准备战死。再就是无牵无挂，与家庭关系考虑微乎其微，没有再想家庭关系，一切献给抗战事业。所以，在抗大经过一段抗战知识、简单军事知识的学习，准备去敌后抗战，国民政府撤退，我以实际行动证明参加抗战。从延安到佳县，过黄河，经山西省西北，又从忻州、五台到河北灵寿，学习一两个分配工作。百团大战我做营教导员，转战晋察冀南北，我搞宣传教育、民运工作。以后回工业部。在晋察冀，先在灵寿陈庄以西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校长是陈伯钧，副校长是邵式平。离校后先在晋察冀工业部担任政治干事。1939年调军区教导团，政委是郑位三，我是三营教导员。后又去一分区，杨成武部。有赵玉昆叛变，只有几十个随从去敌人处，后他两个团加强政治成分，正好百团大战，重点在北线，打了一年。
我原来学化学系，周建侯是系主任，我看农民辛苦，搞粮食不容易，所以对生物化学有兴趣，想用生化办法合成粮食。过去没有计划生育，但成活率很小，人口上不来。生七八个，活二三个，很多人没有活。
1941年在聂荣臻领导下从事军工。抗战武器弹药来自汉阳兵工厂，伦敦武器可以，但弹药不多，日本把子弹壳带回去。在1939年、1940年，有的战士只有五发子弹，军队采取伏击，夜里打仗。聂荣臻号召自己搞，我们对自力更生特别强调，现在也应该自力更生为主，引进为辅，这不能变。聂号召自己搞，由军区政治部同志谈让搞。从事军工化学，主要是搞酸，搞单级、双级火药，在同志们合作下很快搞出来，晋察冀的好处是人才多，靠近北京，学者、老工人多。物力方面，河北有粮、有布，工业搞起来很快。根据时间、地点的条件，搞硫酸、火硝，搞高级炸药，搞甘油。从此，我搞起军工化学。进城第一个五年计划搞生产建设，1949年太原解放，接管化学工业，后来搞“苏联156项”，在老二机部，我在广安门第一设计院，承担30多项配合苏联设计，直到80年代，老了，退了。
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36级学生
寒影：忆母校
1936年，日寇侵略东三省，同学们高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巨浪，不断的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我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激情，放弃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籍，毅然来到北平大学农学院。
离北京阜成门八里之遥的罗道庄平大农学院，坐落在一个恬静优美的农村，那茑萝缠绕的教学楼，那巨大的像羽纱似的自交铁丝网，一切都告诉了你它的古老，幽静。
女生宿舍，一个种满了花的院落，靠西7间平房，我和熊林住在第一间。
下雪了，我这个从南方来的学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银妆世界，我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跑遍了母校每个角落，用简便照相机拍下了母校千姿百态的雪景，有些至今还贴在我的相册上。
同学传来一个好消息：“梅兰芳在城里唱‘生死恨’了”。梅兰芳！我居然可以看到梅兰芳的戏！便开动两腿，来回20余里，跑去看了一场梅兰芳的“生死恨”。主角哀怨婉转，字字珠玑，至今难忘。
总是在晚上开学生会，这时平静的农学院不平静了，有时双方激烈辩论，有时桌椅飞舞，为什么分两派？我们是代表广大同学心愿的北京学联，领导群众抗日救国；反动派竟针锋相对地组成了一个什么新学联，处处和我们作对。
农院的学运是受北京学联领导的，我被选为农院学委会委员，由孙得介绍加入了民先队，担子很重。为了争取同学，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唤起读死书同学的爱国抗日热情，反对不抵抗主义，这是天经地义的。反对派却谈论我们拿了卢布，受人利用，实际上，他们才是真正拿了法币被人豢养来殴打爱国同学的，他们是冷血动物！
一日，学委会决定派一队先锋队到靠近日寇前线的卢沟桥去宣传。一队人马，约有二三十人，都是骑自行车，我骑车技术不过硬，把我夹在中间。
到了卢沟桥，只见那蜿蜒如白龙的古桥，横卧在永定河上，它修建于宋朝1189─1192年间，那时犹坚固完好，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无比的智慧。
桥宽8米，长265米，由11个半圆形的石拱组成，桥边石柱上雕刻着许多古怪奇异的石狮子。
我们在石狮子上张贴了许多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卖国贼！”、“收复东北失地！”、“日本人滚回去！”，尽兴而归。
又一次规模浩大的学运，全北京市的学生都起来了，主要是反对成立冀察边区委员会。布置农院学生先攀登鬼见愁山端，然后伺机声援包围景山捉拿宋哲元的城里同学队伍。
农院同学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爬上高插云端的鬼见愁，山上满是积雪，女同学跌倒了又爬起来，三九天气，累得满身是汗。饿了便吃自己背上的干粮，渴了便把雪捏成米团团一口一口吃，尝到了一口干粮一口雪的艰苦滋味。我们在鬼见愁放开嗓子高唱国际歌，高唱救亡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歌声冲上了鬼见愁的云霄，歌声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我们要抗日救国！
我们整装待命，却没有接到命令，据说宋哲元从景山后门逃跑了！
52年了，往事历历如昨。新中国已临精力充沛的壮年，母校在新中国的心脏，愿祖国、母校繁荣兴旺。
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38级学生
焦培桂：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一段事
近接北京农业大学校史资料征集小组来函，得知把北京农大的校史追溯到19世纪1899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京师大学堂农科（后改名为北平大学农学院）。足证我们学校是一座来自四面八方，历史悠久，桃李遍天下，堪可自豪的学校。
我是1936年考入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学系的。院址在西郊罗道庄。一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遂随学校迁至西安。几经迁移，几经调整改名，最后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更名为国立西北农学院。1940年毕业，得到西北农学院与平大农学院毕业的双重学籍，荣获学士学位。
我在平大农学院虽只一年，但此时正是国家多事之秋，所受刺激亦最深，屈指一算已50余个春秋了。时光流逝，往事纷纭，不少事已成过眼烟云，记忆不清了。但有一事萦绕心头，犹如昨日之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那就是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的壮举。
1936年日寇除已侵占东北三省外，又把魔爪伸向华北，殷汝耕汉奸政府已在通县成立，咄咄逼人，大有即攻北平之势。青年学生在此忍无可忍之时，发动了抗日救国运动，并定于12月9日学生集体游行示威，要求抗日。9日早晨，早餐开的很早。不到6点，我们全体同学就整装出发了，四人一排，膀臂相连，奔向阜成门内，期与城内游行大队汇合，并齐声高唱抗日歌曲，心情是十分激动的。
不料一到钓鱼台附近，从密林里突然走出百余持枪荷棒的警察，声言奉上级命令不准通过。有的同学上前与警察评理，并晓以抗日大义，有的同学整齐的喊口号，还有的同学与警察厮打起来。正在此时，忽然出现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头子高声喊打，于是全体警察手持棍棒打将过来。开始还有同学与之对打，但因手无寸铁，节节后退，而警察则得寸进尺，节节逼近，直逼至学校门外的植物标本园旁。此时有一同学急中生智，高喊快拔标本牌防卫。霎时间全园的标本牌都掌握在学生的手里，警察看见学生都有了武器，也就停滞不前了。两相对峙，相隔不到30米。学生们发动了喊口号的攻势。有的警察似乎也没有以前那样凶狠了。如此对峙约2小时，有的警察和气地说，你们讲的道理，我们是懂得的，你们的爱国热情，我们是同情的，但是上级有令，我们是不敢违背放你们过去的。正当此时学生已得知城内游行大队也未能完全集中，大部分已被驱散。我们看到进城无望，遂在学校周围就地游行示威以示抗议。此时已过午多时，饥渴交加，在统一指挥下散队回校，心情十分沉重。
此次游行示威虽未成行，但对唤起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高昂情绪，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二天清晨，我到植物标本园散步时，看到标本牌已端端正正的地竖立在各苗木前面，无一缺损。通过此次学生运动，我亲眼看到同学们同仇敌忾的激昂情绪，也看到同学们爱护学校一草一木的高尚品格，甚为感佩，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学系40届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