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农：关于国立北京农业大学1926年前后党组织的情况

我是1925年9月考上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的，当时北农大是由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原四年制）改建的。这时已有两年的历史，即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再由五年制改为六年制[即旧制中学（四年毕业）来的学生，先读两年预科，再读四年本科，新制中学（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直接上本科，四年毕业]。我们这一班是六年制。

我刚考上北京农业大学，就受到安徽同乡孔昭颐（又名孔子寿）、王化贞等的关照和帮助（他们当时都是党员），而且把我和黄人祥（又名黄瑞生，我们是同一年考上北农大的，他当时可能还不是党员）安排在同一寝室（即一排五号）。

……

1925年冬季由黄人祥介绍我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C.Y）。当时北农大组织同志不多，党团员人数合计不超过20人。根据我现在的回忆，当时党的支部书记是左正元，参加组织的同志为李鑫（云南人）、孔昭颐、王化贞、黄人祥、罗崇灏、刘明允、徐某某（四川人，名字记不起了）。这些人当时大多数都跨着党团组织，就是年纪小一些的，不久也正式参加党了。翌年春季我也正式参加了党。这时乐天宇和李启耕都已调离了北农大，他们已在北农大毕业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当时也是组织同志，而且他们也不时回到北农大。

……

我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是贯彻1925年1月党在上海召开的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即中国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如何掌握领导权问题。北京农大党组织当时主要有三大任务：一．国民革命运动，党团员参加国民党，扶持左派，扩大左派，批评提高中派，反对右派；二．农民运动，在北农大党组织领导下，在学生中组织农业革新社，办农民夜校，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提高农民政治觉悟，发挥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同盟军作用，并在农村发展农民参加革命组织；三．学生运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争取参加学生会工作，团结进步学生，掌握学生会领导权，反对国家主义派及其他落后反动学生，坚决和他们作斗争。

……

在这一段时期中，我们的工作，有几件事在宣传工作中的影响是比较大的。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前，我们曾在同学中广泛宣传揭露帝国主义以“反赤”为口号，纠合奉直两系军阀进攻革命民众和扑灭接近民众的武装（国民军）的内幕。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我校林孔唐同学不幸牺牲，我们以学生会的名义，在全校召开林孔唐烈士追悼会，进一步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反动暴行及帝国主义扶植军阀统治中国的阴谋。三一八惨案以后，我校学生革命情绪激昂，认识提高，进步力量扩大，我们党团组织有了发展。同时，彭树范（共青团员）离开了北农大，去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

三一八惨案以后，为了扩大爱国主义宣传，学生会曾利用多种形式组织文娱活动。我们曾组织话剧演出，请艺术学院同志来校协助，并请艺术学院教授熊佛西指导。当时演出的剧目中，有“一片爱国心”等，对群众教育很深。我们还借华洋义赈会（该会负责人是北农大老校友董时进）在西郊活动的机会，以学生会的名义组织了大型“同乐会”，活动延长了两三天，来参加“同乐会”的农民有数百人，我们请了北京艺人参加演出，扩大了北农大与西郊农民的联系。此外，学生会还利用各种机会请国民党（当时认为比较接近民众）如李石曾、吴稚辉、徐谦等到校演讲，还请了党内教授陈启修来校讲演，扩大了左派的影响。在“三一八”后，章士钊被免去了北农大校长职务，李石曾到校继任校长，在欢迎会上，为了扩大革命宣传，学生会还将《响导》红五月号，公开在会场散发。这期《响导》封面是红色的，并有列宁全身像，以显示我校大多数学生思想的倾向，对新来的学校当局和学校中的中间和落后分子进行了一次很生动的形势教育。

1925年冬到1926年冬这一段时间，北京革命形势很好。1926年7月南方的北伐战争，对北京青年学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们北农大的同志，因革命形势的需要，也调动频繁。左正元于1926年春就调离北农大，左正元走后，孔昭颐曾担任支部书记。不久，罗崇灏担任支部书记。7月前后，罗崇灏离校，以后支部书记由我担任。

……9月间北京地委改为市委，并在西城、东城、北城设部委（即今之区委），西城部委派国立法政大学刘裕（湖南人，又名刘惕庄）委书记，国立北京大学学生杨鹤云（湖南人）为组织委员，我担任宣传委员。为了工作方便，我即迁入法政大学学生宿舍居住。

这时北农大党组织已有较大发展，党员人数发展到50人左右，是当时北农大学生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郊区农民也有人参加了组织。这时孔昭颐和黄人祥等已回校，农大党支部由孔昭颐任支书，黄人祥任组织委员，戴德明任宣传委员，王化贞任农委兼核桃园农民支部书记。

1927年7月北农大被军警包围，搜捕很多党员，破坏了北农大党组织。这件事是北京张作霖政府蓄谋已久，镇压北京学生运动，破坏北京党组织的一个有计划的构成部分。他们想从北农大打开缺口，妄想对革命运动来一个彻底性的打击。他们选择北农大先下手，一是北农大革命队伍坚强，党员约占全校学生四分之一；二是北农大在郊区，校舍孤立的，容易四面包围；三是因为学生人数少，容易调查侦察；四是因为学校离城较远，来往的人也比较少，对外来的人也便于侦察。在北农大被包围搜捕之前几个月，军阀政府就有侦查人员常驻在学校附近的小饭馆里询查进出人员。因此，对北农大的进步力量也摸得比较清楚，以致搜捕人员也比较准确。

1927年7月搜捕的那一天，黎明时，军警就翻墙而入，把他们要搜捕的对象基本上都抓去了。这一天黄人祥不在校内，王化贞比较机警，趁天色未亮，敌人翻墙进入校内的时候，他就乘机翻墙，混淆了敌人的视线，逃出了校外。他这一天的下午，就来到了法政大学，向我汇报了北农大当时的基本情况。

这一天，国民党（左派）市党部委员吴可（安徽人，我们的同志）来北农大，搜捕时，由于他的机敏和广大群众的掩护，没有暴露身份，这一次总算逃出了敌人的魔掌。

1927年7月我被调到北京市委担任交通，9月我又被调到天津顺直省委担任交通。这一年秋天，孔昭颐等出狱后，孔昭颐经过天津回安徽顺道看我。他说到北京农大被包围搜捕，是军阀政府首次（也是中国破天荒的首次）正式包围学校搜捕学生。由于对舆论有所顾忌，当时对这一批大学生“犯人”还比较客气。不像几个月后逮捕的人那样，受到残酷的拷打。同时，也由于我们这批同志的团结一致，机敏对付敌人，并对革命无限忠诚，以致在审讯中，没有丝毫漏洞，没有人暴露了组织情况。敌人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于1927年秋季全部释放。

国立北京农业大学25级学生

文先俊：我的回忆

关于北京农大的历史，我知道一点，是我到农大后知道的。最早是在清末成立，叫京师大学堂，它的农科是北京农大的前身。民国以后，京师大学堂分开，本校叫北京大学，农科改成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后来叫北京高师）、女高师、工专、医专等八所学校在北京叫国立八校。1927年以前，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叫北京农业大学。

我进农大是1926年夏，这时分预科、本科，预科两年，本科四年。以前是本科三年，预科两年。预科等于现在的高中二、三年级。我1925年到北京，1926年考上北京农大，那时校长是许叔玑，他一直多年任中国农业学会会长。1926年正是冯玉祥在北京，1925年孙中山逝世。我到北京，先上补习学校，1926年考进预科，当时学生不多，有200多人。

学校里有些政治活动的组织，有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共产党。国家主义派为首的陈香贻、林举恩（后改为林华，后来是青年党中委），这两人是最活跃的，还有黄达夫。他们有不少人，也有几个四川人。陈香贻、刘天枢、张文曦可能还在成都。另外有一个女同学，他们在学校活动。国家主义派开始不叫青年党，《醒狮》是他们的中央刊物，北京还有一个刊物叫《国魂》。有些国家主义派的人我们也认识，但他们不直接找我们，而是从校外把刊物寄给我们看。我们当时对他们不大注意。学校共产党1926年的情况，我还不清楚。

我当时是穷学生，进学校后交学费15元，体育费1元，以后的费用可以长期欠下去，一直欠到毕业。当时有一个规定：欠钱的人在毕业时不发教育部正式文凭，只发一个学校的毕业证明书。那时读书很便宜，学生开始吃食堂，后来三五个人子自己组织小伙食，用打气炉。我因为穷，在学校勉强住了一个学期，1927年上半年住亲戚家，在亲戚家吃饭，因为要交伙食钱，我没有办法。

1926年上半年发生了三一八惨案，那时我还没有进农大，我在补习学校学习，我参加过女师大杨德琼、刘和珍两烈士的追悼会。三一八惨案中，农大有一个牺牲的。是半牺牲的，他受了伤，把腿割掉了，最后还是死了。他叫林孔唐，我进农大时，他已不在了。我在1927年才知道，是党组织的人告诉我的。三一八惨案那时，农大参加活动的人很多，他们比我参加组织要早。支部书记可能是戴明德。三一八惨案前学生经常在天安门开大会，在大会上演讲。当时，段祺瑞是临时执政，在北京的军队是冯玉祥的部队。民国十三年（1924年），把曹锟推下台，从故宫把溥仪赶出来，都是冯玉祥部队干的。邀请孙中山开会，但实际上段祺瑞还控制着。

1927年上半年，我还没有住到学校，原来四川的两个同班同学，都是和我一起到北京的，一个在朝阳大学，一个在中国大学，他们都参加了党。我看过一些国家主义派的刊物，国民党的刊物什么三民主义也看过很多，他们找我，拿一本《共产主义ABC》给我看。我看了，认识到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救国真理，至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就远远地逊色了，什么国家主义派的刊物讲的更是胡言乱语了。过两天，他们找我说“这个比国家主义和国民党的都好，你愿不愿意参加党”，于是，我就参加了。我参加中国大学支部，属于西城区。农大支部属于西郊区。西城区和东城区学校最多，西郊区有农大、燕大、清华，还有香山慈幼院。香山慈幼院是孤儿院，年轻些的小孩子参加共青团。西郊区就有这几个支部，区委设在燕大。

我参加中国大学的党支部，听过八一起义、八七紧急会议批评陈独秀、彭述之的传达。后来，全市要举行一次重要活动，反对日本的“满蒙政策”（就是《田中奏折》），在以前没有这样提过。这是在1927年的暑假，所有的支部活动，学生参加最多，所有街道在一个晚上都是标语、传单，各弄堂也是，各机关还寄去宣传品。这时，张作霖在北京，李大钊等同志被捕就是张作霖干的，他抄了俄使馆。李大钊是北方局书记。当时，外国使馆一般不敢进，就是得到其他帝国主义的许可，张作霖才敢。那年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北京发生了抄俄使馆。他们把李大钊等同志抓了，牺牲了20人，主要是北方局的领导人。是绞刑，在司法部执行。

我就是在李大钊等同志牺牲后，在中国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27年暑假期间的反对日本“满蒙政策”，把张作霖惊动了。这是北京党的活动最集中的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所以，他们对所有学校都搜查，农大被捕的有十几个。我记得被捕的人中，有戴明德、黄先难，他俩都是四川人；有蒋良，他是高年级的，还有一个高年级的，是安徽宿州人，叫孔子寿，1928年毕业；还有王化贞，四川丰都人；李兰陔，也是四川人；刘季昆，四川江安人；还有陈政齐，江苏启东人。

当他们还没有被放出来，就是暑假的时候，中国大学支部好多人在大逮捕后都回南方老家去了，活动也停止了。支部书记、小组长都是广东人，跑回广东去了。幸好我没有走，还留在北京。有一天，我在马路上碰见农大同学唐秉权，是四川梁山人，他是在农大参加党的，是西郊区委委员。他没有被捕，仍有组织关系。我俩交谈起来，他问我：“你这半年怎么不进学校？”我告诉他：“没有钱交伙食，在亲戚家住。”后来，谈起都参加了党，因为是最相识，我俩是同班，又是小同乡，才敢彼此暴露。我告诉他：“我在中国大学支部，那里已没有人了，所以失掉了联系。”他说：“你回农大，有饭大家吃。”“现在有好多人被捕了，还没有出来，学校里还有一部分人。”

当时西郊区委在燕大。唐秉权让我回去，要我做支部书记，介绍我去燕大同区委书记接头。农大新建支部，我做书记。还有两个女同学，一个叫方云仙，和我同班，一个叫岳永著，四川南江人，是高年级的，她跟戴明德同班。我做书记，方云仙做宣传干事，岳永著做组织干事。她们告诉我还有哪些同志在，我们又重新把支部组织起来。我后来经常去燕大联系。

西郊区委书记是许锡仁，福建人，他父亲是大牧师。西郊区委员中，有一个叫林烈，还有一个姓唐的，是唐山那边的人，他是燕大的，我们是开会才接触的。市委书记叫李渤海，后来叫黎天才，他叛变了。把许锡仁也抓去，姓唐的也被抓去，许锡仁叛变了，姓唐的同志牺牲了。黎天才后来在张学良那儿做事。

1927年下半年，被捕的人都放出来，只有一个没有放，叫余其心，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是重点，判两年徒刑，关了监狱，关在白纸坊模范监狱。1927年下半年，北京枪毙两次共产党人，第一次10人，第二次18人，被枪毙的是区委委员以上的。这时，农大有两个同志，一个是朱先煌，湖南人，还有一个是刘守初，湖南新化人，他俩不愿再参加，愿意脱党。但是，另外增加了一些新的党员，由外校调过来的，是新考上农大的。一个是李奇煊，四川人，一个是陈怀伟，四川人，还有一个是陈文煊，福建人，还有叶鉴清，他大概是新的。这是1927年下半年的情况，去了两个，又补充了四个，后来，被捕的人又放出来。因为侦缉队经常在农大活动，那个特务头子叫王玉，被捕放出来的同志不好活动。

我经常去燕大，区委除许锡仁、林烈和姓唐的同志外，还有章进，他后来在国民党当外交官了。姓唐的同志被捕后牺牲，敌人对他用刑，非常残酷，他惨死。后来，我和燕大的关系断了。新区委书记郑丕烈，我和他联系，后来，敌人要抓他，没有抓着，他跑掉了。新市委书记张朝宜，四川人，黄埔出来的，我和他在川东师范同过半年学，后来塔被捕了，也牺牲了。

1928年，北伐军到北京。当年暑假，高年级老的同志毕业走了，暑假后党员人数减少，没有什么新的。北伐军到北京后，我们趁机成立学生会，把余其心从模范监狱强迫要出来，我们说：“他是革命的。”另外，把钓鱼台收回，溥仪把钓鱼台送给他的老师陈宝琛。陈宝琛怕保不住，就挂个正金银行的招牌，挂个日本旗子，说是抵押给他们的。我们说：“这是官产，溥仪不能随便送人，它在学校旁边应该是校产。”我们把旗子拿掉，把原来看守的人赶走。学校派两个工友看守，改成疗养院，生病的人住，不生病的人也住，当作宿舍。

1928年，当时天津的领导不是北方局，是顺直省两个特派员，另一个是党的六大中央委员，姓韩，两个特派员是陈潭秋、刘少奇。三个人出面领导北方工作。派彭真（当时不叫彭真，我们叫他老傅，他穿着西装，我们穿长袍）到北京建立新市委，市委原有的一个委员姓张，叫张友清，还有一个新的委员，也姓张，叫张德方（读音）。一天，彭真和张友清委员，还有交通老范来到农大，先到槐林里。老范来宿舍找我，到槐林开会，说要成立新市委。张德方是书记，他没有来，张友清委员和我熟悉，他来了，交通来了。老傅来了，是代表领导。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愿不愿意离开学校，干革命工作。我同意了。这是在1928年暑假，他们帮我把房子租好，工具（钢板、印刷机等）找好。

我离开学校，支部书记由陈怀伟担任，我做市委机关工作，只有陈一个人知道（过去西郊区委的人来，一般是我和陈怀伟在场）。陈怀伟当书记，和他一起工作的是李奇勋。两个女同学，一个已经毕业，另一个因为住女宿舍联系不便，所以由他俩负责。

我调市委，一个人专搞机关工作。做秘书，翻印文件，搞密件。我对学校说回四川了，在街上走路时戴一个帽子，拿个手帕在手里，万一遇上熟人可以用手帕捂住脸，免得人家认出来。偶尔晚上出去看一场电影，平时白天刻钢板，晚上搞印刷。我住的房子是一个旗人（满人）家的，在北京西北角，在工大附近，院前有一个空场，我住的那房子是间门房。我的生活费每月15元，房租2元，其余是伙食钱。市委每月经费是200元，由刘少奇寄来，市委书记、委员各20元，交通和我各15元，另外是办公费、印刷费、油墨、纸张等。我搞过的文件、报告主要有党中央六次大会文件、广州暴动的报告、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报告、八一起义的材料、北京电车罢工的鼓动文件（这次电车工人罢工，是车照常开，不卖票，我们搞宣传、鼓动）、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文件、瞿秋白写的反三民主义的小册子以及党中央的通告等。我还保管机要文件。我住的地方只有张德方、张友清和交通老范知道，前来联系。那时，北大有个讲师范文澜，他不参加北大支部，由市委直接联系，因为教授不和同学搞在一起，我知道交通老范和他联系。

我干了半年，到1928年底，因为离家三年多了，我提出请假回梁山探望母亲。在刘少奇来北京视察工作，与张德方、张友清、交通老范一起开会时，他当面答应了我的请求，市委才同意我走。我的工作交给一个姓郭的，听吴老（吴成方同志）讲：“这人后来不姓郭，后来成了叛徒。”

我回到四川，1929年2月初，过了春节，碰上农大同志唐秉权在梁山，他还在组织，还是县委委员。我的入党介绍人也在工作。他们证明我的党员身份，梁山党组织留我在梁山，让我担任县委委员和秘书。当时，梁山县的地方教育工作、行政工作很多方面都由我党掌握，甚至地方武装团的5个团务委员，除县长是主任委员和一个土豪劣绅外，其余3个委员都是党员。所以，对地方武装也控制了。我在梁山被捕一次，因人事关系被放出来，又支援四川邝继勋的武装起义，但是，后来又失败了。我在梁山不好工作了，县委书记说也要回北京，他要我做县委书记，我说：“我红了，国民党晓得我。”当时，在梁山国民党只掌握一个学校，其余的学校都是共产党掌握，还有一所私立学校也是共产党掌握。梁山的共产党在川东占很大力量。

1929年秋，我回到北平。我说是在成都大学入学，因此仍在原来的班级。当时，上级组织没有人来联系，陈怀伟跟我讲：“没有人联系。”1930年，又有人来了，大概是上面新成立了组织，交通老范通知4月20日在东城米市大街青年会隔壁教会举行“五一”纪念筹备会，要陈怀伟、李奇勋和我三人代表西郊农民参加。我们去了两个，陈怀伟没有去。李奇勋和我去的。市委书记肖明同志担任会场主席，不料，在出来游行时，周围埋伏的侦缉队员数百人将我们包围、逮捕，我被抓。李奇勋没有被抓住，他回去向学校报告，也不讲是怎么被抓的，他说这是星期天，被抓了。学校派人送点心，每个礼拜都送。我关在公安局，我看到经常住在农大的那两个侦缉队员就在里面，他们不认识我，因为是全市的侦缉队都出动了。北大被抓的人多，有几十个，市委书记肖明没有被抓住，他跑掉了。可是，第二次抓人时他被抓住，是在北大开营救会，有32人被抓。第一次被抓的有80多个，放了一批，还有50多个，公安局送到警备司令部司法看守所。第二次被抓的全是北大学生，市委书记肖明也被抓，他不和我们关在一起，关在装土匪的普通所里。还有一个北大学生，他不是党员，是学生会主席，开营救会时他当主席，被抓后当成特殊共产党员，也关在普通所里。对他们都用刑了，灌辣椒水。我们这些人在公安局没有受刑，在警备司令部一个个的问，还打，抽皮鞭。他们先打手板，还把人困在凳子上，把上衣脱了，抽皮鞭，我也被抽过。在80多人中，有10个人戴脚镣，冯仲云戴脚镣。有两个还是朝鲜人，一个姓金，一个姓吴。艺术学院有一个，北大最多，经济系最多。清华两个，一个是冯仲云，后来死掉了，“文化大革命”中外调还找过我。农大关起来的就是我一个，在我被关押期间，方云仙曾找过一位国民党的元老，设法营救，但是无效，阎锡山军阀不理睬这事。北京各大学校长联合行动进行营救也无效，但是也没有足够证据对我们判刑。一直关到张学良入关，归顺蒋介石，阎、冯要撤离北京时，才由当时的警备司令楚溪春将我们释放。我出来的时候已经被关了5个月，从4月20日到9月底。

我回到农大时，李奇勋已回四川，陈怀伟告诉我，没有上级的人来联系。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我们支部同志搞理论学习，我们组织起一个秘密读书会，读马列主义书籍，我们从西单买书。我1932年毕业，在这以后不知有没有上级组织联系，在毕业那年我没有找到。在农大的政治活动，除了以前的“三一八”外，后来还有南下示威，是在“九一八”过后。首先是清华请愿团，蒋介石随便讲几句，就回来了。后来，北大组织示威团，其中就有千家驹参加，示威团一到南京就轰动了，各地学生进行卧轨，要去南京，有北京、山东及上海的学生。农大去了好些人，陈凤桐就去了。我没有去，因为我最穷，没有钱，其他人家里有钱，我靠公费，有时拿到，有时拿不到。我们鼓动一些同学参加卧轨，南下示威。这次农大学生表现不错，特别是一个学生曾广墀，湖南新北人，大革命时代参加党，被逮捕，敌人要枪毙他，后来被保出来。入农大后，他没有参加党组织，但他是积极分子。南下示威时打中央日报，因为中央日报批评南下示威，他们就打，捣毁中央日报。他们被抓后，其余的人都放了，北京学生关了二三个，他是一个。判三年，关在孝陵卫，关了一年多被保出，不到三年。他在解放前去台湾，是为找工作，有一个同事在糖厂当厂长，他去当总务科长。他平时很勇敢，在北京也被关过，是我毕业那年。平时，我和他没有组织活动，大家都是读书联系，但运动来了要参加。

农大有一个学生是国民党市党部的一个干事，80元一个月，书也不念的，经常到学校来。国民党在学校有一个组织，不叫支部，主要是广东和广西人。这个学生是广东人，叫王道徽，是特务学生。他在学校鼓吹“一二八”以后国民党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市党部有一个委员陈石泉，要当北京的代表。他帮陈竞选，拉票，要同学去颐和园参加，他说：“有车送，还要招待。”上课时，我们大家对他一哄，说他：“搞什么名堂。”当时，反对他的都是党员同志，但这不是有组织的活动。后来，他搞报复，说余其心是共产党。他去告我们的状，后来他回校时，我们把他捆在树上，国民党学生不敢就他，后来是院长把他放了。

我们经济系党员多，我们要邀请比较“左”倾的老师讲课，要请陈豹隐，就是陈启修。他写过经济学大纲，老早是北大的教授，他是日本河上肇的学生，是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北京进步学生都要请他讲课，我们也要请。其实，我们早已学过经济学，但是，我们提出来了，院长只好答应。那个时候，学校还搞什么军事训练，可是，没有人去，只有几个人去上操。以后听说学校要发军服，我们说要学生服，反对发军服。我从来都不上，好多非党员也不愿去上。

毕业考试时，我们又兴起学生运动，师大要校长，农学院也要院长，举行罢课、罢考。师大、农学院、法学院、北大联合一致包围中南海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找不到校长沈尹默，我们就回师大开会，大家要南下示威，就阻止我们。警察包围师大，被困三天，我们要冲出去，还投石头。为这事我们成立学联会，这是大中小学的学联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北大代表刘松云（当时我们认为他是代表党在领导我们，解放后听说他在高教部工作），师大代表俞佩筠，法学院代表张鱼，我和陈文煊代表农学院参加。学联会设在女师大，这样侦缉队不能随便进去，我和陈文煊担任文书，女师大同学俞佩筠很会讲话。因为南下示威没有去成，这时正好汪精卫到北平，住北京饭店，我们派代表找他，他不肯见，推说不在。他派随员教育次长段锡朋代见，应付我们，我们就在新闻报上提出抗议。

当时，我已毕业，但还在搞学联工作。就在这时，农学院发生院长问题。有一个姓刘的要做院长，因同学反对，由曾济宽当院长。曾济宽是国民党市党部委员，他为帮刘，他就要抓人。我的一个同乡，农学院同学鄢重文（他曾被捕）后来告诉我，要抓10个人，我是头一名。正好我不在学校，抓了9个，其中有曾广墀，关的时间不久，主要是压一压，关一个月就放了。他们不知道我在城里，我住在李阁老胡同法学三院，工作在学联会。

……

最后，我还要介绍一位同志，他叫李次华，在农大时还不是党员。他比我早二、三年进农大，时间不长就去日本上学。回国后参加党，在四川梁山、重庆等地参加党的活动。1929年我在梁山时经常碰面。我和李光华、李次华兄弟二人都很熟……1930年梁山武装起义，李光华任总指挥，王维舟（四川开江人，后来曾任党中央委员）是政治委员，李次华是副总指挥。他们领导的梁山地方武装，都是地方团队武装，据说有六、七百条枪。他们过长江准备去湘西会师，遭到强大的敌军阻击，起义失败，李光华、李次华都牺牲了。这次起义是四川党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他们的逝世我是很悲痛的。

国立北京农业大学26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