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公布的名单表明，不少校友参加了早期的各种革命活动。他们或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在本校和他省建立党组织，或鲜血染红祖国大地，或转战大江南北杀敌寇，或从事党的工作做贡献等等。一些校友对当年的活动记忆深刻，甚至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下面就是根据一些校友写的回忆或根据采访录音整理的文字。
杨开智：自述
父亲杨怀中又名昌济，留学日、英各国十多年，是一个思想先进的学者。他于1914年自英回国，那时中国共产党没有萌芽，他已看清世界趋势，坚辞教育总长不就，而著书立说，亲自教训青年，改造学生思想，培植纯洁干部为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及北京大学执教鞭时，一班有志青年受了他的训导感化影响，因而思想伟大，成为共产党领导人材的不知多少。最得意的学生如毛泽东、蔡和森、肖三、邓中夏等，那时，除在校用心听我父指教外，每星期日必来我家午餐，谈讲一天，可见一斑。惜他回国几年即病死了，生平学问、志愿没有光大发挥，令人有感!
……
1920年，我父好友章士钊等人不忍听我废学，允许负担我的学膳费，即考入北京农业大学读书。因知人家帮助学费使我升学，所以特别用功，以求不负人家美意，以致考试成绩总是列入最优等。湖南人在这校的学生40多人，得湖南省教育厅奖金每名光洋百元的仅5人，我是得奖者之一。在北京农大求学时期，我常和北大学生邓中夏、陈为人、张昆弟诸革命地下工作者会晤。那时，邓中夏为北京地下工作机关的领导者，我曾被邀加入通讯工作，惜为时甚短，竟以家事大受刺激无形中止了。今日追思，非常慨叹!1925年我在农大毕业了，1926年回长沙在湖南建设厅任森林局局长二年，此后，即工作省内外农林机关20多年。
……
由于我的父亲、胞妹、堂弟都是思想前进富有革命人生观的烈士，过去受了他们的感化，加之常常听到先父的得意学生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革命同志的言论，因此，我早有革命意识。于1923年─1924年，在北京农大读书时，常和北京地下革命同志邓中夏、陈为人等接近，加入了地下革命通信工作，中途因脑筋受刺激就中断…… 国立北京农业大学25届毕业生
乐天宇：忆中共农大支部的革命活动（1921─1927）
30余年前，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后身）发动改革为北京农业大学，以及历次的改革运动，这自然是和当时的环境条件有关，但这种改革运动所以能进行胜利，则是和当时同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以及当时中共农大支部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分不开的。
我们回忆30余年以来的农大社会主义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中国共产党农大支部，以及一些党的外围进步组织──农大学生会、农业革新社、国民党左派组织以及改大运动中的校务维持会，反帝运动中外交后援会等等，则是和农业大学向前发展的路程有过密切的相关的。也可以说，有关北京农业大学历次的改革运动没有一次不是在马克思主义信徒和中共农大支部努力之下和领导之下进行的。
因此在今天纪念农大50周年校庆时，不能不想到中共农大支部在校内和北京近郊领导革命运动以及改革学校等的历史。
现分年（1921─1927）略述如下。
1921年在邓中夏（仲懈）同志指导下，农大（农专）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成立，有同志3人，即乐天宇、杨开智（杨开慧同志之兄）及另一云南同学（编者注：指蒋文虎孝）。当时中夏同志的主要工作在工人运动方面，经常来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他回北京时，必定要来农大出席小组会，他离北京时，也必定要写信来安排学习和工作。他指导组员每天必定要和附近的农民谈几次话，并要注意从同学中去发展组织，从附近农村里的进步农民和小学教员等去发展组织，扩大社会主义宣传。
“马克思主义”小册子于本年夏天第一次运到农大，除散发给农大教职员和同学们外，并散发到附近各村庄，例如公主坟的一个私塾（小学）教员马老同志，看过这本小册子后，对马克思主义发生极大兴趣，对社会主义社会非常想慕。大瓦窑村小学教员张永祥同志，看过这本小册子后，不断来农大找社会主义小组的组员谈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和怎样反抗帝国主义，推翻黑暗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方法。
此时农大同学仅有220余人，以旧校址宿舍第二排九号十号为进步分子（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信徒）集会的中心地点，以洋槐林内为讨论问题的场所。
本年10月，小组会决定进行学校改革运动，运动一开始，就得到绝大多数同学的赞同，罢课后即向教育部陈述意见，由农专改为农大，加聘国内外名教授。
10月成立校务维持会，出版“改大运动”的刊物，一方面复课，一方面要求教育部派一进步学者任校长（章士钊先生任校长，韩安先生任教务长）。在这一运动里，在同学们中发现了许多的进步青年。
1922年，邓中夏同志和毛主席、李立三同志等为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等事件回到北京，住在中老胡同公寓里。中夏同志打电话到农大宿舍嘱杨开智和乐天宇等同志去公寓谈了工作和学习情况，并指出就要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希望能在农大成立一个支部。以农大社会主义小组为基础，新吸收李启耕（荣光）同志、左士（正元）同志、胡求仙同志等共有团员8人，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农大支部（简称S．Y．农大支部）。
北京地方成立大会是在北大第三院（北河沿）大楼上举行的。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派邓中夏同志出席指导，中夏同志作了报告，并献旗一幅“深入群众，布尔什维克化”。赵世炎同志作了国际、国内形势报告，地委书记何孟雄同志报告了成立经过和团务等。农大支部到会团员8人，北京地方到会团员共约100余人，共10几个支部。
农大团支部每星期开全体会（实际上等于小组会）一次，北京地方大会每一月举行一次。本年秋天支部会决定组织一个外围团体，地委批准后，就开始进行，这个团体的名称即是农业革新社。
除以支部8个同志做农业革新社基本发起人外，又吸收了进步青年詹乐贫、林孔唐、徐大昌、彭树范等同志参加发起，很快就有50余人参加革新社的运动，都是进步勇敢的青年。9月开成立大会，邀请附近农村的农民百余人参加。
农业革新社社员大会决定将50余社员分批负担两个任务，一个为附近农村办一个农民夜校，一个是成立农大学生会，隶属于北京学生联合会。
农大学生会先成立，乐天宇担任秘书，社员们分别担任各工作。农民夜校不久也成立了，由胡求仙担任校长，社员们担任教员。有学生100余人，包括70岁以上和10岁以下的男女学生，也有妇女们抱着小孩子来上学的。这样，团支部就大力的策动农业革新社的全体社员一方面迅速的发展学生运动，一方面也很顺利的发展了农民运动。
对文化工作方面，在青年团地委指导下，曾一度发动反太戈尔运动，其后又对农大生物哲学讲座杜里舒教授的“思特来希”学说加以批判。
在1922年的下半年，农大团支部的几个团员，由于经过学校改革运动、农业革新社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等，在同学和教授中已建立起相当的信任。
1923年春季农大团支部在北京地委书记武止戈同志指导下，第一次扩团，吸收新团员。陆续入团的有詹乐贫、林孔唐、徐大昌、彭树范等同志。
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后，中共北京地委派夏之栩、张锡媛等同志组织西城和西郊各党团支部捐款支援罢工。农大支部通过农业革新社和学生会的名义向广大的农民和教授、同学做了二七罢工斗争的宣传，并同时向农民、教授、同学以及农大的工友们募捐了一笔较大的支援费。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的工人阶级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在我国剥削工人，残杀工人等野蛮行为，到处掀起罢工高潮，而国内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等和帝国主义者勾结，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生命，恶毒地破坏压制工人运动。农大团支部发动了全校同学以及进步教授深入农村宣传反帝、反封建、挽救国家危亡的爱国革命运动，在农大附近的农村组织了外交后援会。特别是卢沟桥大井村、大瓦窑、丰台等村的外交后援会非常活跃，凡是中共北方局、北京地委所号召的群众示威活动、天安门大会等，各村农民都列队参加。这些英雄村庄，可以说是从义和团以来，到卢沟桥抗战，都是始终站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前线。同时，农大支部组织了“左”派积极分子为南下宣传队，由李鑫同志等领导。
在农大团支部扩团后，农业革新社又一次扩社，社员由50余人扩充到80余人。在上海五卅惨案后，农业革新社的社员都参加以农村外交后援会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宣传。
农大团支部得到北京地委通知改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农大支部（简称C.Y.农大支部）。改组时，支部大会做了甄别讨论。改组后，支部工作大大提高。中共北京地委指定李启耕、左士、胡求仙、乐天宇等同志分别参加党的工运和农运工作。中共北方局为了指导农大支部农运和工运工作，特派李怀才（山东）常住农大，随着支部的成员增多，工运农运的范围也更扩展，东边到顺义、通州，西边到西山麓，南边到黄土岗、长辛店、良乡，北到沙河等地。
农大支部农运工作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一开始就是结合铁路工人运动进行的，因此，农大支部的同志和负责工人运动的几位最活跃的同志如王敬臣、江振寰等同志都很亲密，甚至农大的一般同学们也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同学看待。第二个特点是近郊的农民直接参加了北京城的游行示威、天安门大会，结合工人、学生对军警战斗等活动。特别是密切结合铁路工人向路警作斗争，又如捐款捐粮，支持工友们的罢工运动等。
农业革新社举行盛大的元旦同乐会，附近农村到会农民数百人，有茶点和游艺，由国内外形势简报，并鼓励农民关心国家大事，送子女来夜校学习，在会上有关反帝反封建的农民发言很踊跃。
农大团支部全体同志都已参加党的工作，而且大多数跨党团员。1924年1月份接到北京地委通知：将全体团员吸收为党员，成立党的支部。有党员10余人，分为两个小组。从1月份起，在革新社社员中开始吸收新党员，有李鑫、唐昭勋、罗崇灏、孔昭颐等同志入党，党员约20余人，扩为3个小组。
国共合作时期，北京地委命令全支部的党员都参加了国民党。农业革新社社员也全体参加了国民党。
当时农大也有国民党右派民治主义同志会的分子，也有醒狮派的分子，共同在农大组织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农大区分部。选举区党部负责人时，由于右派人数不多，中共农大支部组织左派选举得到胜利，因此农大的国民党区党部一直是在左派掌握之下。但右派分子经常捣乱，为了对付这些坏蛋，农大中共支部成立国民运动委员会，专力掌握区党部的工作和监视右派分子的活动，因此农大的右派分子一直是抬不起头来的。
孙中山先生到北京后，中共农大支部策动左派热烈地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理论，农大国民党左派（约占全数同学的一半）联合了国立八校的左翼分子作为筹备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委员会的基础。筹备处设在东城翠花胡同8号。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北京的国民党右派忽然猖狂起来，农业大学也不例外，右翼分子也在农大组织了民治主义同志会的组织、民权社的组织、国家主义（醒狮派）的组织等。北京的右派分子还在汉花园组织了右派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专力和左翼势力为难。右派分子又组织了所谓北京市工界联合会，直接和中共北京地委会领导的北京总工会捣乱。右派分子也组织了所谓学生会、妇女会等等的反动组织，专力和进步势力为难。在这种情况下，全校不到500人的农业大学也就斗争得非常激烈。
1924─1925年是国民党反动派叛变大革命之前北京革命运动最高潮的时期，虽然是在北洋残余军阀的军警统治下，但在中共领导之下，农大支部组织了强有力的京郊农民革命队伍，继承了历史上京郊农民暴动的革命传统。例如在几次天安门大会对反动的工界联合会的打击，都表现了京郊农民的革命行动。特别是靠近农大的几个村庄──大井村、小井村、大瓦窑、小瓦窑、丰台、黄土岗等村农民更为英勇，后来“七七”抗战，在卢沟桥战役中，这几个村庄的农民是尽了很大努力的，流过很多血汗的。
1925年农大支部发展成为特别（总）支部，除领导全校3个支部外，还领导了几个农村小组──公主坟私塾马老先生小组、大瓦窑小学张永祥小组等(后来都成为农村支部)。中共北方局从农大支部调出一批党员开辟新的工作，调李启耕搞通讯工作，调左士搞公允工作，调乐天宇搞北京地方西部（区）委工作，农大特支书记由詹乐贫担任。
当时农大支部是中共北京地方最健康的一个支部，中共北方局曾派北京地委邓洁（鹤皋）同志来农大奖励农运的成绩，授给红旗一幅，并送给在天安门和军警搏斗受伤的农民一批慰问品。
由于国民党右派分子在政治上的倒退行为，使北洋残余军阀段祺瑞等得以登台执政。而一些政学系分子（其中多为湖南国民党派，对中山先生采取反对态度）则与段祺瑞政权结合，在外交政策上是投降主义，对革命运动是加以大力的压制。因此中共农大支部在北方局的指示下，进行了校内校外的反政学系运动（因当时农大校长系政学系的主脑人）。
政学系在段政权下非常活跃，占据了教育、司法等部，国立八校校长多为政学系人，当时各校都发动反政学系的驱逐校长运动，农大支部率领全校同学进行了这一运动（右派分子未参加）。不久，女师大也发动了同样的运动，只因该校校长狡猾，雇用一批老妈子，将学生拉上汽车（当时称为绑票），强迫到该校长新办的女子大学上课，其他七校都派了救护队，农大支部发动组织救护队前往救护女师大的同学。
农大特支的党员前后由上级党调用10余人，3个分支继续大力扩党，在北京地方西部委成立后，农大特支共有党员约50人。西部委即在农大成立（书记乐天宇、宣教邓必开、组织陶季玉），西城苦水井工人俱乐部（阜成门内）是农大支部的城内办事处，游行示威所用农大校旗即存在此处，三一八惨案后和上级党的联系，也多经过这个俱乐部。
农大特支当时已成为北京西城和西郊革命运动中有力的队伍，在农大宿舍第二、第四排住宿的上级党和有工作关系的党员同志络绎不断。
1926年每年一度的西郊农民同乐大会，1月1日在农大举行，到会人山人海。会场组织各种演讲、游艺、参观农大设备、农民夜校学生歌舞等节目。
政学系的政客们，多在段政权下做官，要维持自己的饭碗，就要先维持段政权，因此惟恐段政权垮台，这样就在外交事件上节节宣告退让和失败。对于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工人的举动，如五卅事件一类的惨案到处继续发生，段政权不但不敢采纳人民的要求向帝国主义凶犯们提出抗议，反而到处镇压人民的反帝运动，这样就更激起全国人民直接对帝国主义凶犯们的反击。
“八国最后通牒”就是当时英日等帝国主义促使段政权镇压人民反帝革命运动的一道命令，段政权在政学系分子参谋之下，对杀人凶犯们的命令准备采取所谓“委曲求全”的政策，实则就是为帝国主义凶犯们明目张胆地做帮凶的勾当。
在中共北方局和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掀起了北京市人民更大的反帝反段政权的爱国革命运动。根据天安门市民大会的决定，由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总工会、外交后援会等10余个团体派代表请愿要求段政府反抗八国通牒，要求帝国主义凶犯们为其在各地杀害的工人、学生、农民以及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一一予以赔偿，并担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不料段政府不但毫不采纳人民的意见，反而将代表们用刺刀刺伤，血流遍体。
中共农大支部和其他北京地方所有的支部一样，得到了上级党的通知，于3月18日上午8点率领全校学生和西郊的农民在天安门开群众大会，并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去请愿。
农大支部所率领的队伍，除全校学生200余人外，还有卢沟桥一带的农民千余人，进阜成门后，即和工业大学支部所率领的队伍会合，以西城工人俱乐部的工友约百余人领队，农民队伍在最后，按时到达天安门。大会报告昨日各团体代表在执政府请愿不但毫无结果，反而被刺刀刺伤的详情，当将刺伤代表的血衣公布时，群情愤怒，一致高呼：打倒段祺瑞政府、驱逐帝国主义、收回领事裁判权、收回治外法权、判杀人罪犯死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军阀等口号，大会决定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
大队进入执政府东辕门时，执政府大门外严阵以待，两边楼上的窗户更架上了机关枪。
李大钊同志亲自到场指挥，大会要求段祺瑞出见，被拒绝，即组织各团体代表要求进入府中陈述意见，也被拒绝，段祺瑞派他的侍卫武官站在大门里楼上来和各团体代表讲话，一派官腔，不谈外交问题，代表们一再陈述意见，一概置之不理，迫使代表们退出大门外。这样，激起了群众更大的愤怒，全场哗然，大呼上述各口号，不料卖国政府无耻至极，竟用步枪、机枪同时向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扫射，并将东西辕门阻塞，即当时无耻之徒所谓“聚而歼之”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死伤甚多，农大支部牺牲了林孔唐同志，受伤的很多。其他各校都有死伤，北京各医院都住满了三一八惨案受伤的学生、工人、农民、小贩等。
在三一八惨案后，农大支部被京师警察署通缉所谓“过激派”，计有李启耕、乐天宇、左士、詹乐贫等10余同志。中共北方局为了保护干部，将李启耕调去上海党中央工作，乐天宇调去察哈尔工作（后又调去湖南工作），左士等二人调送苏联学习，詹乐贫、唐昭勋等调去湖南工作。
农大支部除由上级党撤退上列各同志外，又调李鑫（云南）、徐大昌（四川）、彭树范（江西）等一批党员去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习。
三一八惨案后，段政府大失人心，刊物报纸到处臭骂媚外政府，政学系一些无赖政客，仍建议段祺瑞投靠张作霖（东北）。当时在北方稍进步的军队冯玉祥等的国民军，被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联合压迫，撤出北京。于是张作霖称大元帅，进驻北京，而北京就形成了更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但农大支部工作仍在坚持进行。
1927年，虽是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农大支部工作仍是照常进行。中共北方局为了适应南方革命高潮的需要，仍继续由农大支部调派党员去华南、华中各省工作。由农大支部调派全国各地工作的同志都非常英勇，绝大多数都为党的工作光荣地贡献了自己的生命。
林孔唐同志是三一八惨案时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牺牲的。李鑫、徐大昌、彭树范等同志是在大革命北伐前夕为了安定后方，讨伐革命叛徒陈炯明，在打惠州的战役牺牲的。詹乐贫同志调去湖南担任湘西特委书记，蒋介石叛变后，和国民党反动派做英勇的斗争，在常德壮烈牺牲。唐昭勋同志调到湘西芷江县做农民运动工作，于湖南马日事变后，在芷江县城外和反革命作战，为人民贡献了自己的生命。
农大支部英勇的党员李启耕同志，由中共北方局调往上海中共中央工作，在张家口壮烈牺牲。陶季玉同志也经常住在农大，做西部委各支部的组织工作，调去湖南芷江做农运工作，和唐昭勋同志一道，在战斗中牺牲。
以上简略地叙述了农大支部在校和北京近郊领导初期的革命运动、校务改革等，农大同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共党员为祖国的生存，为人民的幸福贡献自己的血汗和生命。回忆当时的艰苦斗争和对我国革命胜利的估计，一般都认为推翻黑暗统治，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至少要到50年以后。以那时的估计，认为在我们一辈的生命中，没有再回到农大或再研究农业科学的机会。幸而我党有了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旗帜，使得革命的胜利提前20多年。今年我们得以庆祝50周年校庆，得以从事研究社会主义农业科学，得以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大跃进事业中得到锻炼和贡献一份力量，这个伟大的光荣，完全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所赐给的。今天纪念校庆我们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国立北京农业大学25届毕业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