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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记忆(17)——开启回忆的闸门(四)

发布日期:2015-01-22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档案与校史馆字号:[ ]

原北京大学农学院地下党部分党员:难忘的战斗

  北京大学农学院是解放战争期间北京大学各学院中人数最少的一个学院,学生不过二三百人。由于学生中间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的人数较多,国民党反动派始终加强对北大农学院的控制,把农学院作为他们破坏整个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突破口。农学院地下党支部展开了艰苦的斗争,经过1945年至1947年近两年的斗争,党壮大了自己的队伍,终于扭转了反动势力在学校横行霸道的局面,做到了能够控制局势。

  北大农学院的党组织是在1945年9月建立的。最初领导农学院支部的是张大中同志,后来是佘涤清同志,协助他们具体领导的是周大澂同志。从1948年春季起,项子明同志领导农学院支部,直到北平解放。

  农学院早期支部(1945─1946)由周大澂任支部书记,委员有方大来、黄达南、蒋振宝、蓝玉崧。前后党员共30多人。他们是:周大澂、张鹤宇、秋粟、黄达南、何钊、蓝玉崧、蒋振宝、方大来、吴汝焯、王凤耀、董玉琛、张杞、孙毓瀛、庞绍清、贾大瀛、赵树滋、张器先、黄芦、黄海、李义卿、李振远、庞尔鸿、蔡礼家、张金波、刘宗善、袁平书、章孝贞、梁颖芳、王宝康、孙大韶、苏麟、刘贵良等,以及后来“沙农”的张仲威、张肇鑫和顾方乔等同志。这些同志除周大澂和秋粟是抗日战争后期入党以外,多数是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到1946年期间入党的。当时除周大澂和张鹤宇同志是教师,刘贵良同志是工人外,其余都是学生。

一.最初的战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农学院的多数同志正统观念浓厚,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因此党当时面临的中心任务就是揭露美蒋反动派的罪恶面目,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

  1945年9月国民党反动当局颁布了“伪专科以上学校在校生、毕业生甄审办法”。当时北大农学院被编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的“第四分班”,强令等待甄审。地下党开展的第一次战斗就是反甄审斗争,揭露国民党这一迫害学生的反动阴谋,唤醒广大群众共同战斗。

  对于反甄审运动,学校反动当局虽然竭力进行破坏,但是由于这是关系到广大同学切身利益的事情,大家同仇敌忾,奋起反对,致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未能得逞。反甄审运动的胜利达到了唤醒群众,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的目的,并且成为农学院学生运动的新起点。

  在反甄审取得初步胜利情况下,地下党要求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团活动,进一步发动群众参加到学生运动的行列中来。当时党员参加领导的壁报就有10余种,如《野草》、《拓荒》、《处女地》、《新农》、《耕耘》等。这些壁报分别团结了一批群众,起了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提高了同学的觉悟,不少人成了学生运动的骨干。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学生思想活跃起来。大家在进步与反动、民主与独裁之间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与慎重的抉择。他们参加过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苏大游行”,他们在农学院听过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叶青的两次反共报告,他们目睹了国民党特务制造的“音乐堂事件”,他们又经受了当“伪学生”要接受甄审的痛苦滋味,但就在这一时期他们又听了周扬、钱俊瑞同志来北大作的讲演和光未然同志朗诵《民主在欧洲旅行》的著名诗篇,他们不光看过我党公开出版的报纸,甚至还阅读过伪装封面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整风文献》等书籍,有的人甚至还和几个知心同学黑夜在宿舍里从短波中收听来自解放区的新闻广播。两相比较,他们就不再轻信国民党的造谣与谎言,而靠拢了共产党,进步队伍壮大起来了。

  1946年春天,在北平地下党的统一部署下,农学院也组织了去张家口解放区的参观活动。参观的人有黄芦、袁平书、叶辰瀛、杨静芳、章孝贞、刘仪、王宝康、王天佑等,加上当年暑假抽调回解放区总结工作的党员,共达30人左右。在那里,他们学习了革命理论,参观了学校、工厂,与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座谈,受到了晋察冀边区党政领导同志的接见。他们还会见了艾青、丁玲、萧军和吴伯萧等白区进步青年敬佩的作家。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还亲自找他们谈话。这次参观学习活动,使他们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教育,有力地促进了革命人生观的建立,并且使他们懂得了蒋管区的学生运动与整个中国革命斗争的关系。他们回到北平以后,向周围的群众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使群众对于共产党、八路军和解放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之中许多人先后入党或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

  这一阶段的斗争,农学院的党组织打开了局面。同志们热情很高,但经验不足,对于我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理解不深,只凭热情,单枪匹马地和敌人斗争,使不少同志过于暴露。以至在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白色恐怖加剧的时候,有些同志不得不转移撤走,加上毕业离校和转入其他学校的同学,先后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党员撤离学校。这时又正值学校由城内迁至西郊罗道庄,远离了兄弟院校。农学院的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艰苦的阶段。

二.到罗道庄以后

  为了总结这一段工作的经验,不少同志在1946年暑假期间被调回解放区学习。通过总结,充分认识到必须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才能使学生运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这一指导思想,在以后的工作中得到了贯彻实施。当时党组织要求每个党员都学会做群众工作,和群众交朋友,了解群众的爱好。每个党员都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方式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一批群众。当时学校刚迁至西郊罗道庄,学生都住在学校里。为了做群众工作,在住宿方面党员有意和群众住在一起。有的同学喜欢政治时事或者文艺,我们便组织他们参加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或阅读进步文学著作;有的同学喜欢文娱、体育,我们便组织他们参加歌咏队、体育队;有的同学学习吃力,我们便组织温课小组,和他们一起复习功课;有的同学经济困难,我们便组织勤工俭学。“五二〇歌咏团”、“海风图书馆”、“农村识字班”等有影响的群众组织都是这个时期创办起来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海风图书馆”的活动。这个传播进步书刊的图书室是由梁国璋、袁平书、刘宗善同志在学生宿舍中自愿挤出一间房子,自己捐助创办起来的。为了买书,梁国璋等同志经常节衣缩食,把有限的助学金节省下来买书。那时地下党领导下的“中外出版社”经常销售一些进步书刊,甚至还经销解放区出版的书籍。党组织知道来了新书刊的消息后,总是事先通知我们,我们千方百计将这些书买到手,然后通过各种渠道,把它们传播到同学手中。后来“海风”还逐步扩大活动范围,如曾和“中苏文化协会”联系,在学校图书馆的阅览室举办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图片展览。用这种公开的方式向蒋管区广大师生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为了把更多的同学吸收到进步同学的行列中来,我们除了组织罢课游行外,也注意组织一些学术活动。1947年我们就以“海风社”的名义,邀请当时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著名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教授来校做学术报告,介绍他参加欧洲国际生理学术会议的情况,许多科学家和同学都出席了这次报告会。这样就扭转了人们以为进步学生只搞罢课游行,不努力读书,不钻研科学的看法。

  为了团结群众,党支部要求每个党员要认真为群众办好事。1946年冬天,同学们非常希望有个冰场。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又在大考前夕,我们就派党员在夜里冒着寒风,为同学泼冰场。1947年夏季学年考试前夕,有一名党员突然被选为伙食团的主要负责人。事后我们了解到这是有的国民党学生故意搞的动作,其用心在于使这个党员没有足够的复习时间,考试不及格而被开除。党支部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把为群众的工作办好。于是,就鼓励这个同学承担起伙食团的任务。他把伙食办的蛮好,使同学们在考试期间吃得满意,受到了赞扬。他本人由于努力准备,考试也及格通过。

  正是通过这些细致平凡的工作,使党组织与群众产生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在后来的斗争中能够做到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三.在风雨中锻炼成长

  农学院迁到西郊罗道庄以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和兄弟院校一起投身到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斗争中去。在同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中,同农学院内国民党的斗争中,广大师生成长起来,逐渐形成一支敢于战斗的队伍,使校内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从而做到能够控制学校的政治局势。

  这里我们叙述一下1946年至1948年期间农学院地下党支部领导的几起重大斗争。

  1.抗暴斗争

  1946年12月“沈崇事件”发生后,当时农学院学生中民主进步力量还处于弱势,地下党学委根据我院具体情况,指示要力争参加到全市的斗争行列中去,实在做不到,就在学校内罢课,揭露美蒋反动派的罪行,借以教育群众。支委会反复研究了学校情况,决定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参加全市的统一行动。后来事实证明学委的决定是正确的,农学院第一次走上街头,既教育、提高、锻炼了我们的队伍,也在我院打开了大规模政治斗争的局面。

  “沈崇事件”发生以后,北大法学院王禄庆等同学来学院宣传,女同学杨静芳把他们领到食堂,向正在吃饭的同学报告了事实真相和北京大学“抗暴委员会”关于罢课游行的决定。同学们听了无不义愤填膺,但有的国民党、三青团学生却站出来反对,并大打出手,一时食堂内馒头飞舞,混乱不堪。他们的无理捣乱更激起同学们的义愤,群众建议到图书馆楼下的礼堂去开大会。当时被推选出来主持会议的是进步同学叶辰瀛和杨静芳。捣乱者在会上按照他们上级的授意说,“沈崇事件”是“共产党的美人计”,不要上当,等等。经过激烈辩论,一些平时政治上持中间态度的同学也纷纷站出来慷慨陈词,强烈要求和北大其他兄弟院校一致行动,在群情激愤的气氛下通过了农学院罢课游行的决议。全校教师支持学生这一正义行动,进行罢教。同学们进过连夜准备,第二天即12月30日,原计划乘校车到城里去参加游行示威,不料有人故意搞破坏,扎坏了车胎,大家只好临时改乘卡车,冒着凛冽寒风赶到城里,终于和兄弟院校的游行大军汇合在一起。这是农学院第一次走上街头,和大家一起喊出了“美国兵滚出中国去”这一反映我国亿万人民心愿的政治口号。通过抗暴斗争,老师和同学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更加看清了美蒋勾结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

  这次参加的人数虽然不多(约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但在国民党影响很大的农学院里却打开了我们搞政治运动的新局面。

  2.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

  如果说抗暴运动在农学院发动群众还不够充分,我们还缺乏组织经验,那么经过将近半年的锻炼,到1947年举行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时,我们这支队伍,无论从思想基础还是从组织状况来看,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在游行的前夕,同学们集中在女生宿舍楼下的大厅里,写揭露美蒋反动派的大字报,准备游行用的标语、旗帜,研究应付游行时可能出现的各种破坏的措施。大家彻夜未眠,宿舍里灯火通明。为了保证与兄弟院校的联系畅通无阻,我们派专人轮流值班,控制学生宿舍的电话。由于得知有的国民党、三青团学生准备和反动军警一起在进城的路上拦阻农学院的游行队伍,我们便临时决定把队伍分成若干小组,分别由几条路线进城,约定准时在国会街北大四院和北大西斋宿舍集合,然后到沙滩参加游行大军。一路上我们和其他院校的同学一道向街头的市民发传单,写标语,进行宣传,人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每个参加者都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这次运动我们准备得充分,组织得也较好,全校罢课、罢教,参加游行的同学比抗暴斗争时增加了一倍多。

  当游行胜利结束,同学们回到学校后,发现学校有人趁同学不在校时,竟进行了一场大洗劫。他们撕毁了同学们写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大字报和标语,到处贴满了反动标语和污蔑进步同学的大字报,还动手殴打了留在学校的进步同学田玉珑、赵福元等人。同学们目睹这一切,激起了更大的义愤,大家不顾一天一夜的疲劳,立即动手写了更多的革命的大字报和标语,覆盖了哪些反动宣传品。我们向老师宣传运动的意义,请他们公开签名支持学生的正义罢课;有的国民党学生威胁老师去上课,遭到了老师们的严厉斥责。当他们威胁农化系的黄瑞纶教授去上课时,黄老师愤怒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的心同广大同学在一起,我不能去上课。”五二〇运动后,农学院大多数中间同学转向了进步方面。在这个基础上,地下党学委指示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要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运动向纵深发展。在五二〇运动以后,我们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例如我们请有威望的老师讲为什么要反内战的道理,会上李景均、林传光、姜秉权、申葆和等老师慷慨陈词,指责国民党挑动内战祸国殃民,在老师和同学中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我们还改组原“北农合唱团”为“五二〇歌咏团”,成立了“五月新诗社”。话剧团、壁报社、“海风图书馆”等团体从不同角度进行宣传工作。党员袁平书以“海风图书馆”的名义,利用国民党报纸上的战局地图拼凑起一张全国内战形势图,明显地画出蒋管区被我解放区包围的大好形势,在同学中发生了很大震动。剧团演出“凯旋”等反内战活报剧,合唱团唱出许多反内战的歌曲,一时校园内弥漫了反内战的强烈气息。为了使同学深刻了解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我们成立了“工人夜校”、“农民子弟识字班”等组织,发动同学去教工人和附近贫苦农民子弟学文化、唱进步歌曲,借以接触社会实际,接受教育。我们组织了二三十名同学在学校附近的农村里进行活动,上学的学生近百人,同学和贫下中农子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为此,学校里有的国民党学生和“华北剿总”,还有当地警察保甲一起查封了识字班,还威胁农民不许他们的孩子到识字班读书,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虚弱型。通过这一活动,使同学们看到了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腐朽状况,因而提高了觉悟,坚定了自己救国救民的责任感。

  3.选举学生自治会的斗争

  1947年地下党学委决定北大各学院统一成立学生自治会,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这一合法权力机构作为一面旗帜,在社会上进一步推动学生运动。因为农学院的国民党的影响比其他学院大,于是北大训导长陈雪屏就选择了农学院作为破坏成立全北大学生自治会的突破口。听说他亲临农学院坐镇,指挥搞破坏活动。

  为了争取选举的胜利,北大地下党领导同志项子明多次召开支委会研究情况部署工作。听说在北大各学院为了夺取成立全北大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权力机构,敌我双方进行了剧烈的争夺。在学生会选举期间,反动派用尽了威逼利诱手段。有时大打出手威胁中间同学投他们的票,有时派出女同学到处啼哭争取选票,群众讽刺这种选票为“哭票”。我们农学院的工作也很艰苦,往往要一个人一个人的去说服争取。在学生宿舍里有时我们前脚走了,国民党学生随后就进去,双方为了争夺一张选票,从国家大事到个人前途争论得相当激烈。投一张票已远远超出了选什么人的问题,而是表示他赞成哪一种政治。因此对每个人来说,几乎都有决定双方胜败的可能。斗争是极其尖锐的。从选举办法的制定到候选人的产生无不经过长时期的激烈争论。至于选票,则是一张一张争取的。斗争的焦点一开始就集中在北大农学院的学生自治会是整个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一个分会,还是与总会平行的一个组织。斗争的结果通过了农学院的学生自治会是全北大学生自治会总会的一个分会。这就从总的战略上挫败了陈雪屏等人企图分裂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阴谋。党支部从候选人名单提名到竞选策略以及依靠、团结、争取什么人的问题,都一一做了分析,而且分工落实到每个人。由于工作做得深入细致,所以当选举开始的时候,显得有条不紊。为了使选票均匀有效的分布,我们动员中间同学先投票,随时计算每个候选人得票的情况,然后再由进步同学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投票,这样我们的票就很集中,几乎没有任何分散和浪费。对方的选票则零零落落,当唱票结束,等不到宣布选举结果,一些国民党、三青团学生就离开了会场。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胜利了。

  胜利使我们激动得彻夜未眠。在以后的斗争中,同学们更加亲如兄弟姐妹。消息传到北大其他各院,同学们为我们欢呼,为我们祝贺。党组织也为我们所取得的成绩高兴。项子明同志第二天亲自来到农学院,我们支委会就在如今玉渊潭(那时则是一片芦苇荡的岸边)向他详细地汇报了选举斗争的前前后后。

  事实告诉我们,广大群众是能分清是非的,不论环境多么艰苦,群众是支持民主力量的,靠威逼利诱是骗不了、吓不倒群众的,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胜利终究会到来。

  4.八一九大逮捕的前前后后

  1948年暑假,国民党即将覆灭的前夕,在北平进行了一场疯狂的逮捕,即八一九大逮捕。大逮捕之前,地下党组织已经有所准备,对党员进行了气节教育。项子明同志还给我们介绍了北大沙滩和北大工学院两起地下党员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追踪设法逃脱的经验。他要求我们隐藏或焚毁可能被敌人找到借口进行迫害的文件和书籍。对于需要转移、隐蔽的党员,也做了安排。但是敌人究竟何时行动,我们难以预计。8月19日国民党的报纸上公布了250人的捕人名单,限这些学生第二天到特刑庭投案。农学院上了名单的有袁平书同志等6人。除了报上的名单之外,敌人还有个内部的黑名单。

  当天农学院有的国民党学生配合外面的警察、特务,埋伏在学校附近,给特务指点要逮捕的同学。那天上午第一个被捕的是秋粟同志。她是在校门外被警察、特务捕到的,在被扭送到附近公主坟派出所的途中,遇到黄瑞纶教授。秋粟请黄老师转告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她被捕了。消息传到学校后,在校的同学樊世航等纷纷赶去营救。在赶往现场过程中,黄芦又被埋伏在附近的特务逮捕。当特务逮住黄芦时,黄芦说他不是黑名单上的人。特务掏出另一个名单说,这儿还有个名单。当黄芦被押送经过农学院教职员宿舍门口时,适值进步讲师申葆和等骑车外出,看见特务抓人,立即挺身而出,阻拦特务、警察,不让他们把人带走。很多老师和同学闻声而出,把警察团团围住,和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说理斗争。这时虞佩玉同学从学校里开出证明信,证明黄芦是农学院学生,不准特务捕人。在这混乱之际,黄芦乘机跑了,他躲进教师宿舍。特务见黄芦跑掉,恼羞成怒,又从赶来营救的同学中抓走了王昭树、王兆一两人(一为盟员,一为进步同学)。吴汝焯、叶辰瀛是在当天下午乘学校班车返校途径公主坟时,在校车上被捕的。当天被捕的农学院学生还有王步灜、蔡福三,先后共7人(党员2人,盟员2人,进步同学3人)。

  在上述同学被捕的同时,国民党特务、警察包围了农学院和教员住宅区整整六七天,准备进校捕人。在这紧张的局势下,留在学校的党员和进步师生紧密团结在一起,开始了一场反对国民党进校捕人和营救被捕同学的斗争。首先是农学院的讲助会通过农学院院长俞大绂向北大校长胡适提出:营救被捕同学,反对国民党军警进校搜查捕人。其次是帮助有可能被捕的同学转移。这一斗争,充分显示了群众力量的伟大,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例。如黄芦在群众的掩护和抢救下,从现场逃进教师住宅区,先后藏在吴仲贤、姜秉权、张立教等几位老师的家中。有一段时间,他隐蔽在张立教先生家的顶棚上面,每天三餐由申葆和老师做好送来,再由张老师送给黄芦,并向他传达外面的情况。地下党员张鹤宇老师和申葆和老师还不止一次地在夜间从草丛中爬出来,潜入张立教老师家里与黄芦会面,告诉他如何与党组织联系,准备转移。为了帮助黄芦转移,张鹤宇等老师花了不少力气,从制造假身份证、准备化装衣服到勘察路线,都做了仔细安排。临走的那天,趁校警还没起床,申葆和偷偷打开校门,然后张鹤宇、申葆和老师和虞佩玉同学护送黄芦出校,张鹤宇再从丰台车站护送黄上车,使他安全离开北平转移到天津。在天津的7天里,黄芦由杨静芳的中学同学、一个与他素不相识的南开大学进步学生程德华掩护,并由他们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将黄从天津安全撤回解放区。

  在八一九大逮捕前后,北大农学院的师生员工空前团结,勇敢机智,不畏强暴,战胜了敌人的疯狂进攻。

  虞佩玉当时是学校中年纪最轻的女同学之一,我们都叫她“小鬼”。八一九大逮捕前,她不怕风险帮助地下党同志将海风图书馆里的进步书籍转移到当时协和医院院长李宗恩的家里。八一九大逮捕中,她从学校开来证明掩护黄芦脱险;她又帮助黄芦由姜秉权先生家转移到张立教先生家里;黄芦隐蔽以后,为了出走,她又到男生宿舍找来黄的照片做假身份证;最后她还帮着护送黄芦出校。秋粟被捕以后,她只身到公主坟派出所为营救秋粟同敌人大吵大闹,表现得非常勇敢。

  女同学李树铮、史锡瑜和虞佩玉等,还多次去探视秋粟。她们把自己有限的东西做了吃食送给被捕的同学。她们还代表学校里的同学在中秋节给狱中同学送去礼物。

  当特务闯进学校调查进步女同学的行踪时,女生宿舍的一位女工友胡编乱造了一些词句哄骗了特务,掩护了同学。女生宿舍一位烧锅炉的工人,在八一九前夕,地下党同志焚烧海风图书馆的部分进步书刊时,他从旁进行掩护。由于大家团结一致,在反动军警包围学校一周以后,国民党派来一位少将带人到学校进行搜查,终因进步同学已安全转移,他们毫无所获,就撤消了对学校的包围,全部被捕的同学也陆续得到释放。

  这场斗争以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人是时刻不能脱离群众的,党教育了人民,人民哺育了党,党和人民是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

四.迎接解放

  八一九大逮捕以后,不少党员撤回解放区,学校里只剩下少数党员。开学以后,张肇鑫、张仲威、顾方乔等几名南系党员在沙滩理学院读完基础课后转入罗道庄农学院学习。1949年春北平解放后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时,全市党员3000人,其中学校党员2000人,农学院包括教师、学生和工人在内党员只有10人。这时学校党组织的任务已不再是搞大规模的运动,而是继续隐蔽,深入群众做扎扎实实的群众工作,迎接解放。

  北大农学院地处西南郊,离城约十里。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撤进北平城里,农学院就成为我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的最前线了。围城之前,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队强行逼走了住在罗道庄院部的全部师生,师生财物被抢劫一空。但是新北京的教员住宅区里,仍有农学院院长俞大绂教授、农艺系主任李景均教授、园艺系主任陈锡鑫教授以及汪菊渊、冯兆林、姜秉权、申宗圻、陈道、华孟、申葆和等多位老师和部分家属坚守在那里,加上从城里陆续回来的师生约有30人。

  在这以前,地下党领导人周大澂同志曾部署过迎接解放、护校等准备工作。后来,因为农学院变成前线,校内党组织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系。不久,人民解放军知道教员住宅区还住着北大农学院的一些师生。此时,以叶剑英同志、彭真同志为首的准备入城的北平市委已进驻良乡,由于得知据守北平的敌军可能向西南方向突围,为了保证师生的安全,市委派先期到达解放区的张鹤宇同志持叶剑英同志致俞大绂院长的信函来到农学院,要求师生转移到安全地区。此前,解放军一位万军长还特意会见了俞大绂院长和李景均教授。党的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农学院师生。

  俞大绂院长连夜召开了全体教师会议,研究转移的问题。第二天,他又亲自参加图书、仪器的整理工作。汪菊渊老师等都和青年教师一起搬运图书、仪器。在人民解放军的掩护下,1949年1月1日清晨留校师生顺利到达解放区良乡。

  在良乡,师生们受到党和政府的热情接待。叶剑英同志亲自宴请了全体教师并讲了话。钱俊瑞同志和文管会的同志又和教师座谈,帮助大家学习党的政策。在良乡住了将近一个月,终于迎来了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段时间里,对于每一个已经获得解放的农学院师生来说,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在结束这篇简短的回忆时,不禁使我们想起从前那些难忘的战斗岁月,许多热情刚强的面孔又涌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亲爱的战友孙大韶、王宝康、叶辰瀛等同志由于“四人帮”的迫害,过早地含冤死去,高桂芝(高平)等同志也已因病逝世。特别是担任北农地下党领导工作的周大澂同志,正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因受“四人帮”的迫害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对创建北农地下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难以忘记他对我们这些年轻党员热情的帮助。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为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努力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而奋斗,我们只有努力工作,以优异的成绩作为对战友最好的悼念。

  (刘宗善执笔,2001年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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