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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记忆(7)——破黎明前黑暗 迎胜利后曙光(下)

发布日期:2014-09-17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档案与校史馆字号:[ ]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渴望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重建家园,医治战争创伤,把中国逐步建设成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压。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不顾广大人民的愿望,依仗有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一心要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敌后人民从日本侵略军铁蹄下解放出来的解放区,以维系其腐败反动的统治。为了挽救和平,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于1945年8月28日亲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签订了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但是,国民党当局表面上虽然同共产党谈判和平,实际目的却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调兵遣将,进行内战,在重庆谈判期间,他们就侵占了解放区的30个城市,到12月初,用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就有120万人,伪军35万人,甚至还有日军35万人。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不能不引起广大人民和学生的严重不安。从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国民党统治区内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和反动统治的人民和学生斗争,一直此起彼伏,从来没有停息过,贯穿在这些斗争之中的则是由1945年底的“一二一反内战运动”,1946年底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1947年5月的“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三次高潮所组成的主流。

  1945年底的“一二一反内战运动”警告世人“中国内战危机迫在眉睫”,掀开了解放战争时期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序幕。

  1946年底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运动告诉世人:“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是蒋介石敢于发动内战的外部原因”,掀起了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的第二个高潮。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美国政府就用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队54万余人运送到了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各地,并且还出动了海军陆战队九万多人进驻上海、北京、天津、青岛、秦皇岛等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撑腰打气。6月17日,又将价值5170万美元的军用物资交给了国民党政府。在部署完成后,国民党军队的160万人(占国民党军队全部正规军总兵力200万人的80%),从6月26日开始,悍然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美蒋的这些活动,使中国人民和学生认识到,美国战后的扶蒋反共政策,是中国人民在8年抗日战争之后还要继续遭受战火煎熬的重要原因。1946年12月底在北平发生的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暴行,就成了导火索,引发了北平学生五千余人罢课游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天津、上海、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等地的学生闻讯后纷纷响应,高喊“美军滚出中国去”的口号,举行集会、罢课和游行,参加抗议的学生多达五十余万人,掀起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学生运动第二个高潮。

  对此,北平、上海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谈话,支持学生的斗争。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赞成罢课抗议的教授达90%以上。上海民主建国会和工商界协进会以及重庆市商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这样,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具有反美反蒋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运动,便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出现了第二条战线的最初雏形。

  当时,北京大学农学院的进步师生参加了这场斗争,参加了抗暴大游行。沈崇事件发生后,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王禄庆等学生来到农学院进行宣传。农学院女学生杨静芳将他们领到食堂,向正在用餐的学生报告了事件的真相和北京大学“抗暴委员会”关于罢课游行的决定。学生们听后无不义愤填膺。然而,国民党、三青团成员却前来捣乱并大打出手,场面极其混乱。反动派的行径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有人建议到图书馆楼下礼堂召开大会。当时推举出进步学生叶辰瀛和杨静芳为会议主持人。反动派派人到会胡说沈崇事件是“共产党的美人计”。经过激烈辩论,一些平常政治立场中立的学生亦纷纷改变了原有的立场,并站到了正义的一边,强烈要求与北京大学其他学院一致行动,同时通过了农学院罢课游行的决议。与此同时,全校的教师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行动,进行罢教。学生们连夜准备第二天的全市大游行。北平市有5000余人参加了此次抗暴大游行,是自“一二•九”运动以后北平首次大游行,亦是北京大学农学院学生首次走上街头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维护中国主权的重大行动。通过抗暴斗争,农学院师生的政治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更加认清了美帝国主义勾结蒋介石与人民为敌的本质。虽然,农学院参加此次游行的人数不多(约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但在国民党统治非常严密的北京大学农学院却开创了进行政治运动的新局面。

 

  随着内战的进行和扩大,国民党政府的军费支出猛增,加大了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压榨。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此时,货币发行量为战前的1万倍,物价上涨6万倍。1947年蒋介石政权用于打内战的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的80%。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滥发钞票、掠夺人民的办法。到1947年7月,法币发行量比抗战胜利时增加了26.6倍。美联社曾在一篇通讯中形象地报导了法币100元的购买力:1937年可以买两头牛,1947年只能买一个煤球;1940年可以买一头牛,1945年只能买一只鸡,1946年只可买一个鸡蛋,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随着经济的崩溃,教育事业陷入了空前危机。1946年度,教育经费只占财政预算的4.7%。当时,国民党政府拨给许多大学的经费,仅为实际需要的20%。全国各校的教职员工经常领不到工资。广大靠工资维持生活的劳动人民,朝不保夕地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内民怨沸腾,民变四起,罢工、罢课、抢米等恶性事件不断发生。1947年5月到6月间,40多个城市发生了“抢米”风潮,甚至蔓延到了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的南京、上海、无锡、苏州、芜湖等地。比如,当时的南京,从5月1日起不到两周,大米价格猛涨了60%,大学生每天的伙食费750元,仅够买两根半油条或一块豆腐。南京金陵大学学生检查身体时,发现因营养不良患有肺结核病的占25%。

  此时的教育经费,每人平均只有1936年的二十六分之一。正如王步峥先生在《探索之路──中国农业大学跨越百年的办学历程》中写道:“广大师生食不果腹。一位大学教授的薪金,已不足5口之家10日之需。正如北大教授裴文中当年在北大四院演讲时所说:他的薪金所得每月892万元之巨,但折合战前也只有62.6元,折成实物面粉,只能买4袋。许多师生由于贫困与饥饿交加,身体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据当年统计,北大有637位教职工患有肺病或营养不良症,占全校教职工总数(1340人)的一半(1947.5.19北大《本校通告》)。一些人靠善后救济总署发放的一些罐头、乳粉、鱼肝油丸的‘救济’,只是杯水车薪。

  为此,1947年4、5月间,上海、南京等地学生喊出了“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5月5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民主墙上发出了“举起我骨瘦 手,向饥饿宣战,向制造饥饿的人宣战”的呐喊,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是饥饿的原因。

  1947年5月6日,北京大学院系联合会开会,提出“反对使我们饥饿的内战”的主张,并组成“北大反饥饿反内战行动委员会”。17日,召开院系大会,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决议自19日起罢课三天;定“六二”为反内战日,通电全国,号召各界罢工、罢市、罢课、罢教,并举行反内战大游行。

  5月18日下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宣传队前往西单、王府井、前门、东四四区进行街头宣传。当北京大学的一个宣传队到达西单商场对面的街上宣传时,遭到大批青年军的袭击,将30余个手无寸铁的学生暴打于街头。这一天,北京大学有8名学生受伤。

  西单血案震惊了平津乃至整个华北各校。当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1所学校的代表在北大开会,成立华北区“五一八”血案后援会。次日,成立了“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并决定5月20日组织全市大游行。

  5月20日,北平大专学校学生7000多人,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在市区游行。农学院的师生参加了这次大游行,并向市民散发传单。参加游行的学生数量比参加抗暴斗争的人数增加了一倍。游行过程中,农学院的学生与其他院校的学生一起罢课、罢教,亦得到广大师生的拥护与支持。

 

  然而,反动分子趁学生们不在校,进行了大破坏:撕毁了学生们贴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标语、大字报,贴满了反动标语和污蔑进步学生的大字报,并动手殴打了留校的进步学生田玉龙、赵福元。

  不仅如此,反动分子还威逼教师去上课,遭到教师们的严辞拒绝。例如,反动分子威逼农业化学系主任,著名农业化学家、农用药剂学家、化学教育家,中国农药科学的创始人黄瑞纶教授去上课时,黄瑞纶教授义正辞严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我的心同广大同学在一起,我不能去上课。”

  1947年5月30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102名教授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表示同情与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谴责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农学院院长俞大绂教授等签了名。

  1948年,北京大学教师的生活更加困难,致使难以安心工作。是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82名教授联名发表《停教宣言》,诉说生活难以为继,已影响工作,故决定停教。农学院有14名教授在宣言上签了字,他们是:熊大仕、黄瑞纶、李连捷、李景均、周明牂、吴仲贤、汪振儒、邢其毅、应廉耕、汪菊渊、王毓瑚、杨昌业、萧鸿麟、王金铭。

  “五二○运动”后,北京大学农学院越来越多的学生追求光明、要求进步。“五二○运动”后,学生中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运动更加广泛和深入。中国共产党在农学院的群众基础和活动阵地也日益巩固。“五二○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党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群众工作。比如,请林传光等有声望的教师讲为什么要反内战的道理,师生听后感到很受教育。与此同时,还改组原“北农合唱团”为“五二○”歌咏团,成立了“五月新诗社”。此外,话剧团、壁报社、“海风图书馆”等团体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宣传活动。为了扩大宣传教育,还成立了“工人夜校|”、“农民子弟识字班”,动员学生帮助工人、附近农民子弟学文化、唱革命歌曲。

  1947年爆发的“五二〇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一次标志性运动,它为建立新中国的解放战争开辟了第二条战线。

  1947年的“五二〇运动”,以学生为主力,从南京突破、南北呼应,势如破竹般席卷了国民党统治区东西南北的60余个大中城市,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这两条战线上的胜利,已经是蒋介石政府陷入了全民包围之中,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

  1947年的“五二〇运动”,对加速国民党政权的灭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7年的“五二〇运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城市和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培养出一代既有爱国思想、又有救国和建国能力的知识分子。

  1947年的“五二〇运动”,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21纪开始不久,历史学家金冲及教授在他的新作《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里写道:“为什么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看起来似乎是个奇迹,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在于谁能得到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人心向背,是最终能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

  诚哉斯言!古人也早已说过:“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人心”就是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水,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今天,当我们回忆这个伟大运动的时候,让我们和年轻的一代都牢牢记住“五二〇运动”和第二条战线再次告诉我们的这一条过去如此、今后仍必如此的真理吧!

  “五二○运动”发生后,学生斗争的口号中又增加了“反迫害”。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即将覆灭,因而更加变本加厉地对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镇压与迫害。1948年8月19日的国民党大逮捕,就是国民党当局垂死挣扎的写照。

  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发展到夺取决定性胜利的阶段。国民党为了挽救危局,不仅在军事上进行垂死抵抗,而且对爱国民主运动和进步人士特别是共产党人进行疯狂的镇压与迫害。

 

  “七五血案”就是国民党当局在北平镇压学生运动的开始。1948年春天,东北解放军解放了东三省的广大地域,把国民党军队围困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大城市。

  在国民党政府的欺骗威胁下,这些城市中的部分大中学校学生1.2万多人,随校迁至北平。到达北平后,国民党政府对这些学生采取的是冷漠、拖延、欺骗的态度,东北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根本无法保证。

  7月5日,这些学生中的5000余人赴市参议会请愿,要求撤销《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决议案》。参议会人员避而不见,学生们又到李宗仁处请愿,仍无结果。下午,学生包围了市参议会会长许惠东的住宅,傍晚时分,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突然下令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扫射,当场死9人,重伤38人,轻伤100余人,并非法逮捕了学生37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七五”血案。

  “七五血案”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反动当局对学生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手段,并叫嚣要清除所谓“职业学生”,“消灭第二战场”。第一个目标就是北京大学。

  8月12日,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到北平策划镇压学生运动。17日,国民党当局发布所谓清除“匪谍”的命令。19日,又非法组织”特种刑事法庭“,并发出250张拘传票,宣称列入通缉名单的学生是“危害国家”的“共匪嫌疑分子”,要将其传讯拘捕。北京大学被列入该名单的学生有71名,其中农学院上名单的学生有王凤耀、王世模、袁平书、宋兆祥(赵镶)、王韵波、周尚英(张福山)。8月20日,又公布了第二批通缉名单,共74名。其中北京大学有22名。还有未公布的“黑名单”。

 

  拘捕名单公布之日,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各校进行逮捕,他们包围、封锁北京大学农学院7天之久。在大逮捕中,北京大学农学院的进步师生团结一致,与国民党当局开展了同仇敌忾的斗争。大逮捕前,农学院的地下党有所准备,大部分同志已转移或隐蔽起来,因而通缉名单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被逮捕。但仍有部分学生未能幸免。

  首先被逮捕的7名学生是:周尚玉(秋粟)、王昭树、王兆一、叶辰瀛、王步灜、蔡福山、吴汝焯。王步峥先生在《探索之路──中国农业大学跨越百年的办学历程》中写道:“第一个被抓的是共产党员周尚玉。她是在学校门口被特务发现的。当时黄瑞纶教授恰好遇见,黄教授及时报告学校,要求营救。共产党员王臣(黄芦)前往营救也被特务抓住。王臣对特务们说:名单上没有我,为什么要抓我?特务掏出另一份名单说,这儿还有个名单。王臣被捕后,许多师生闻讯赶来,把警察、特务们团团围住开展说理斗争,王臣乘乱逃脱。气急败坏的特务们,把前来营救的同学王昭树、王兆一抓起来。

  王臣逃脱后,受到许多教师、同学的掩护,先后曾躲藏在吴仲贤、姜秉权和张立教先生家里,他们不畏强暴,勇敢机智,同特务们巧妙周旋,成功地躲过敌人追捕,安全转移。

  共产党员吴汝焯于当天下午,在回校的校车上被特务发现而被捕。

  8月21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55位教授联名写出抗议书,对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学生,提出强烈的抗议。农学院有李连捷、李景均、汪振儒、吴仲贤、林传光、杨昌业等教授在抗议书上签名。在俞大绂院长的强烈要求下,北京大学校方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被捕学生于11月被“保释”出狱。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农学院地下组织,尤其是当时担任党支部主要领导者的周大澂、张鹤宇,带领农学院的广大师生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一次一次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然而,他们在新中国建设时期却过早地离世,但他们的革命业绩永垂青史。

  农学院党组织从地下到公开 北平解放后,根据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员会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总支部于1949年6月7日公布了全校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支部委员和各分支部委员名单。其中,有北京大学农学院分支部的支部书记(周大澂)、支部委员(张肇鑫、吴汝焯)和全部党员(周大澂、张昭即张鹤宇、张仲威、张肇鑫、杜若甫、顾方乔、席占德、吴汝焯、刘宗善、刘贵良)名单。同时,还公开了农学院在沙滩(北京大学理学院)学习时编入北京大学理沙分支部(北京大学理学院和在沙滩学习的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一、二年级学生党员组成的支部)党员名单。

  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和中国共产党党员名单的公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壮大。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其各级组织和党员,由地下到地上,由秘密到公开,再到在全国执政,走过了艰难而曲折的道路,经历了艰苦卓绝而百折不挠的历程。就本校党组织而言,1924年1月,在李大钊、邓中夏的关怀与指导下建立了本校第一个党支部。此后,由于社会环境和形势所迫,党组织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秘密活动状态。1949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和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公开,结束了秘密活动的历史。

  抚今追昔,倍感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正如王步峥先生在《农大往事》中写道:“农大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到党组织公开,经历了25年的历史;国家内忧外患,几经沧桑,党组织历尽坎坷:

  支部建立初期,时值五四运动后的革命高潮时期,农大党组织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一度占全体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开展爱国民主运动轰轰烈烈,开创了农大革命运动的崭新局面,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有相当影响的革命力量。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农大党组织受到重大打击。党员人数大减,处境极为艰难,党的活动处于低潮。一批党员骨干被迫离校。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并没有吓倒农大的共产党员。不少人到外地继续参加革命,英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无论内迁后方的,还是留在沦陷区的共产党员,没有放弃斗争,革命火种在继续燃烧。活跃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大”农学院的党员,环境更加艰苦,以周大澂、张鹤宇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学运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高潮。北大农学院的党组织领导了一次又一次的爱国民主斗争。最终迎来了北平解放,新中国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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