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忘救国是当年农大学生的特点。正如王步峥先生在《探索之路──中国农业大学跨越百年的办学历程》中写道：“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北洋军阀张作霖镇压北京革命活动，他们互相呼应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之后，北京农大的革命力量受到毁灭性的摧残，学校党员大为减少，有时几乎没有了。但学校中的爱国民主运动并没有停止，尤其在抗日爱国运动中依然显示出强烈的爱国热情，站在运动的最前列。”

　　农大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摧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将中国东北三省2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据为己有，使东北三省3000万中国同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呻吟。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九一八事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中国各界民众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而蒋介石却下令：“侈谈抗日者杀无赦。”由于日本军队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北平（注：1928年6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天津受到严重威胁。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非但不抵抗，反而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答应强盗的种种无理要求，中国军队从华北大部地区撤出，将华北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为此，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并大量收买汉奸，策动了“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为此，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师生奋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活动中。

　　9月21日，北平37所学校召开联合大会，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北平大学农学院就是其中一所。当晚，北平大学农学院召开大会，研究抵御日寇入侵的办法，成立了以农业经济系学生陈凤桐（曾在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回国。在农学院抗日救亡大会上，义愤填膺、慷慨陈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为主席的学生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同时，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出版《抗日周报》，并到街头、农村进行宣传。当时，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北平各大专院校纷纷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抗日十人团”、“日货调查团”、“抗日讲演所”、“抗日救护训练班”、“抗日义勇军军事训练团”等抗日救亡团体。

　　9月24日，北平大学农学院全体教职员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对日问题，与会者群情激奋。会议决议，立即组成农学院教职员抗日救国会，并与学生抗日救国会联络一致进行。

　　10月，为了扩大抗日救国宣传，北平大学农学院学生陆续自编自演了被称为“国耻剧”的抗日救国新剧“爱国”、“难为了她”、“爱国男儿”、“九一九”、“为国牺牲”、“最后胜利”等。可是，国民党当局不仅不予以支持，反而进行种种刁难与限制。截止10月中旬，北平四所国立大学有三个月没有领到经费。在这种情况下，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学生抗日热情丝毫没有降低，除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外，还加紧了军事训练。

　　12月，北平各大专院校组成请愿团、示威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示威，要求积极抗日。然而，请愿、示威的队伍遭到南京和北平当局的阻挠，大批学生聚集在北平火车站，卧轨抗议。卧轨斗争坚持了三天三夜，当局被迫准予学生南下。北平大学农学院的代表和其他20余所学校代表2100余人第一批南下，并且南下人员分成两个团──请愿团和示威团。陈凤桐率领的北平大学农学院学生被分在示威团。

　　北平大学农学院学生参加南下示威等抗日活动，引起当局高度关注，并予以镇压。1932年12月13日，国民党当局派侦缉队和军警近百人，将农学院包围，抓走16名学生和1名助教，其所谓罪名是参加了抗日救国的“不轨”活动。加上此前抓走的学生共计20余名。这次镇压对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的进步力量是一次严重的摧残，使之受到严重打击。

　　一二九运动中的农大学生们  1935年6月，汉奸白坚武在日军唆使下，纠结土匪、叛军300余名，在丰台暴动，夺得铁甲车，冲向永定门，妄图攻进北平；10月22日，汉奸武宜停、安厚斋等纠集一伙人，在香河暴乱，赶跑县长，宣布“自治”，制造了“香河事件”；11月5日，汉奸殷汝耕在距离北平40里的通州，挂起了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招牌，宣布冀东通县、三河、蓟县、密云、怀柔、平谷、顺义、昌平等22个县“独立”，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当时的情形是：“爱国有罪，冤狱遍中国；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

　　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经常在北平低空盘旋，寻衅滋事，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平津人民尤感切肤之痛。为此，北平的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学生们怀着满腔怒火，日夜忧虑着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危亡。

　　1935年7月8日，北平学生抗日反帝大同盟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谴责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出卖华北，号召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积极援助红军北上抗日，援助东北义勇军和全国一切抗日团体。

　　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举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抗日斗争。

　　9月21日，北平大学农学院学生召开大会，研究、讨论共御外寇的行动办法，组成了以陈凤桐为主席的抗日救国会，立即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抵制日货运动，出版《抗日周报》，进行街头宣传和下乡宣传等。

　　11月，平津地区10余所大中院校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

　　为了将爱国学生团结起来，开展抗日救国斗争，11月18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即北平学联）在中国大学成立。

　　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193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农艺学系、原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仲葛曾有记述：8日，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召开各校代表会，决定请愿的路线和时间。平大农学院的学生代表高万章（中国共产党党员）于会后急忙赶回罗道庄，布置全院同学参加的请愿活动。12月9日黎明，被围在宿舍院内的农大同学冲了出来，在宿舍东边，运动场北面的大路上及院东小土山一带，同警察混战在一起，但没有冲破奔向去阜成门的大道。同学们被冲散，高万章被警察捕去，还有另一位同时被捕去的同学是孙承德（三天后他俩被营救释放出来）。农学院同学突围后，齐奔指定的集合地点，由钓鱼台沿着农村小路北行，在西直门外会合。游行队伍集合后，北平学联传达了刚刚做出的“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共同救亡”、“10日起实行全部总罢课”、“准备最近大规模示威游行等决议。为了向附近民众做好宣传，女同学李万新慷慨激昂地向当地居民宣传蒋介石卖国政府的罪恶行径及其家乡东北沦陷后的苦难生活，激起了听众的义愤和爱国热忱，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更加痛恨，痛感国破家亡的苦楚，一齐发出了最强烈的吼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

　　聚集在西直门外的北平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院校的游行队伍，从黎明到黄昏，冒着零下20℃的严寒，在刺骨的寒风中坚持斗争，力求入城。游行队伍行至阜成门、西便门，均被拒于城墙之外。游行队伍一边向把守城垣的军警做斗争，一边向市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在回校的路上，大家愤愤地说：“我们看清了统治者的真面目，一定要以更有力的行动回答他们”。

图1、图2：“一二·九”运动中平大农学院学生在西直门等处参加游行

　　当北平学联获悉国民党当局决定于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时，随即召开会议，决定在同一日举行抗议示威活动。

　　北平学生第二次游行示威活动按照既定日期进行。游行队伍分成3各大队：第一大队由东北大学率领；第二大队由中国大学率领；第三大队由北京大学率领。北平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孔德学校等城外各院校编成一个大队，由清华大学率领。

　　当天，北平大学农学院学生的游行情况，张仲葛教授记述道：“当天早晨，平大农学院全体学生整队，由罗道庄直奔复兴门，冲破城门，走上大街与城内大队会合。”

　　城外其他学校的学生在黎明时分即赶到西直门，但那里城门紧闭；队伍又赶到阜成门，可那里的城门也紧闭着；队伍又赶往西便门，那里的城门还是紧闭着。为此，两千余名学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经过无数次的冲击，终于将闩在城门上的铁键撞弯了，门缝也越来越大，最终铁城门被洪水般的游行队伍冲开了。城门楼上的军警看到如此巨大的力量惊恐万状，急忙用砖头、石块等砸向学生，学生们予以了奋力还击。游行队伍冲入城门后，立即4人组成一组，手挽手、肩并肩地经和平门向天桥进发。

　　这天上午11时左右，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游行示威的人们，在天桥聚集。其中，大中学校的学生有10000多人，工人、农民、市民等约有20000余人。大会主席跳上一辆停驶的电车，宣布大会开始，随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大会作出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及收复东北失地等项决议。大会结束后，游行示威开始，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

　　游行示威队伍到达前门外车站广场，再次召开大会，会后继续游行。原拟进前门，经天安门、东单再到外交部街。但由于军警早有准备且将前门关闭，原行进路线未能成行。经多次交涉，允许游行队伍分批进城。指挥部临时决定，将游行示威队伍分成三路：一路进正阳门，一路去宣武门，一路留在前门。第一路由黄敬带队，进入正阳门后，直奔西单绒线胡同，到达胡同西口时，被军警拦住；当队伍转向北进时，又遭到宋哲元二十九军大刀队的袭击。不少学生受了伤，还有一些人被逮捕：一天中，共有23人被逮捕，受伤学生多达382人。其中，北平大学农学院有3名学生受伤，有2人失踪。北平大学农学院的教职员得知国民党军警如此残害学生，甚为气愤，随即发出快邮代电，声讨国民政府当局镇压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罪行。快邮代电内容如下：

　　全国各学校各法团各报馆均鉴：群众运动，为文明国家所恒有。和平进行，尤无妨于治安。况际此国难严重，奸人公谋分裂疆土之时，欲人尽无所言动，不惟势有所不能，亦理有所未可。乃者，平市学生本爱国热忱，作群众运动。本月九日及十六日两次团体游行，均秩序井然。不意地方军警，横加阻止。尤以十六日为最凶恶。始而关闭城门，断绝往来。继而绐以宣武门开，使群众由该门进，暗伏军警，聚而殴之，致演成流血惨剧。更可骇怪者，团体既被冲散，军警尤复四处捉打学生，如捕盗贼。有西人当场照相，揭载平津各西文日报。据受伤学生云，大刀队持大刀，随骂随用刀划，著帽帽破，触衣衣断。或故意不伤及学生性命，而仅使之伤不能动。但学生之倔强者，不畏大刀，徒手撑拒，往往因受重伤。

　　似此蛮行，迥绝人寰。青年何辜，遭此荼毒。目下群情骚然，事变未已。长此迁延，隐忧堪虞。同人等责任保傅，深滋疚戾。除电恳国民政府饬地方当局妥为善后，并仰体教部电示尽力劝导学生外，谨将事实，录告国人。尚乞仗义执词，一致声援。无任盼祷。

　　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

　　全体教职员叩

图3：“一二·九”运动中平大农学院全体教职员声讨反动军警镇压学生运动的《快邮代电》（1935年12月26日）

　　一二九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大学农学院的组织，经受了1927年以来的严重打击之后，在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中，又逐渐恢复了活动。从“九一八”到“一二九”，北平大学农学院涌现了一批进步分子，有的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多的人参加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我校校友、中国共产党党员文俊先及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高万章、乔培新、杨士法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爱国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骨干、先锋作用。

　　虽然“一二九”学生运动早已过去，但它在中国青年学生运动史上创造的光辉业绩将永世长存，成为学生运动史上的光辉范例。“一二九”运动的成果，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指出了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农大  “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示威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回不好影响，蒋介石再一次进行欺骗宣传，要求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派出代表。由各校校长率领，到南京“聆训”。

　　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指派各校反动学生代表到南京听蒋介石“训话”的阴谋，北平学联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经过充分酝酿，决定深入农村扩大宣传，继续发动并扩大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为把学生们组织起来，北平学联深入到卢沟桥一带，此处有较多的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学生。

　　此时，北平、天津两地的学联决定在12月下旬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分为四个团）进行宣传。北平大学农学院与清华大学被编为第三团，前往固安、保定一带进行宣传。国民党北平市当局，为了阻止学生的罢课行动，决定提前放寒假。但是，教师与学生坚决反对。

　　平津学联组成的“平津学生联合会南下扩大宣传团”中，北平大学农学院负责南下扩大宣传的学生由高万章率领。1月3日，一团、二团在北平大学农学院集合出发，并约定8日在固安城外汇合。21日，到达保定后，二团决定改成“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便进一步开展抗日工作。2月1日，北平的3个团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决定将3个团所起的名称统一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设总部，下设区、大队。北平大学农学院“民先”大队第一任队长为高万章。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斗争纲领》，制订了《工作纲要》和《规约》，宣布“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正式成立。队员有300余人，下分26个分队。总队长为敖白枫（即高锦明），党团书记为黄敬（即俞启威，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等）。

　　由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归属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西郊区队部领导，因此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高万章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工作者、北平民先队西郊区队部负责人李昌。1936年6月，经李昌介绍，高万章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时期发展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入党后，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宋彦人（曾任华中农学院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植物保护局局长）、华山（曾任山东海洋学院党委书记）、罗钰如（曾任国家海洋局局长）、李万新（曾任中国林业科学院副院长）、张德耀（曾任第五机械工业部第五设计院总工程师、院长）、王琳（曾任北京市房屋管理局局长）、杨士法（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夏印（曾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等先后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8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进行选举，李昌被选举为总队长，领导成员有刘导生、杨雨民、孙传文等。随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发出《告队员同志书》，陈述改组的经过和意义。至此，全国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3000余人，其中，北平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1200余人。

1936年暑期，高万章带《觉民报》准备回母校散发，被警方发现，即遭逮捕。在狱中，他受尽折磨，但他严守组织机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不久，即获释出狱，继续领导农学院党的工作和学生运动。农学院的党组织，虽被国民党当局不断摧残、破坏，但经过腥风血雨的洗礼，逐渐地又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