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7日，驻守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冯玉祥领导的部队，正在对奉系军阀作战），发现奉系的军舰在大沽炮台附近活动，立即开炮将其击退，并于3月9日在大沽口设置水雷及封锁港口，以阻止奉舰侵犯。3月10日，英、法、日、美、意等国驻华使馆开会，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违反《辛丑条约》，要求撤除一切入京障碍。

　　国民军被迫于3月12日宣布开放大沽口岸。可是当日下午，日本驱逐舰在进入大沽口时，未按事先与国民军约定的信号和时间联系，并有另一驱逐舰跟随。国民军随即鸣枪示警，令其停止，而日本军舰却开炮轰击大沽口，以致多名国民军士兵死伤，酿成“大沽口事件”。国民军被迫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事后，中国外交部对日本使馆说明事实真相，并指出日本在此次事件中应负全部责任。而日本政府为了挑起事端，反以破坏《辛丑条约》为借口，公然向中国提出“抗议”，并将大沽口事件通知与中国满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

　　3月15日，上述国家的海军司令官依照本国政府的训令，向大沽炮台国民军指挥官及鲁军渤海舰队司令发出最后警告，称限于一二日内，设法保证外轮在白河航行的自由，若届期不答复，则采取自由行动。

　　3月16日，在荷兰使馆召开八国会议，英国、美国、日本、法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八国公使出席。会议通过对中国的所谓最后通牒：限定在18日正午以前做出满意的答复，否则上述国家将采取“必要之手段”。

　　为此，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与当时党组织派出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制市党部组织部长、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北京学生总会党团书记陈毅，召集教育宣传委员会，研究紧急措施，决定18日八国通牒满期以前，举行一次群众大示威，督促执政府严重驳回无理通牒，并发起17日召开各团体联席会。

　　3月17日，请愿人员分为甲、已两组，分赴外交部和国务院。陈毅等率领的约百余人的乙组赴国务院。当全体请愿者要求进入院内时，被警卫阻拦，请愿者据理力争说：国家将亡，你们尚不知，警卫则持枪乱刺，请愿学生中有5人受重伤。

　　3月18日，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及一些中小学校，共80余所学校的学生和北京总工会、京绥路总工会等140余个团体，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反对八国通牒。大会决议：

　　一．通电全国民众，一致反对八国通牒；

　　二．通电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一致反对八国政府进攻中国；

　　三．督促北京政府，严重驳复八国通牒；

　　四．驱逐署名最后通牒之八国公使出境；

　　五．宣布《辛丑条约》无效；

　　六．驳复八国通牒最后之要求：

　　1．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

　　2．立刻撤退驻在京津之外兵外舰及各地之外兵外舰；

　　3．惩办大沽口肇事祸首；

　　4．抚恤大沽国民军伤亡将士及其家属；

　　5．为死亡将士出殡日，八国驻华各机关，均下半旗志哀；

　　6．由各国政府向中国道歉。

　　七．严惩昨日执政府卫队枪伤各团体代表之祸首；

　　八．电勉国民军为反帝国主义而战。

　　会议还决定组织“北京市民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群众高呼口号，开始游行示威，赴执政府国务院请愿。

　　执政府从门楼的窗户里向外射击，警笛随即响起，东西辕门的卫兵也同时开枪，对示威群众平射，枪弹非常密集。霎时间，执政府门前血肉横飞，死者、伤者堆压在一起。东辕门人叠人达五六层，有的卫队还冲上去用刺刀、铁棍乱砍、乱杀游行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此次有预谋的大屠杀，当场死伤200余人。其中，死亡人员达26人；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的还有21人。李大钊同志也在这场屠杀中负了伤。

　　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在此次惨案中，有8人受伤，其中重伤者1人、失踪者3人。惨案发生后，国立九校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由学生刘兆钧参加，对惨案发表宣言，掩埋死难烈士。

　　19日，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学生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推举黄育照为主席，由学生白自成、张俊仕、唐太琨介绍惨案的经过，会议做出10项决议：（1）本校学生会与各团体一致行动；（2）组织调查队及救护队；（3）提交各团体解除执政府卫队武装，惩办肇事官长，并逮捕×××；（4）指点全国说明惨案真相；（5）函问红十字会昨日为何不救护；（6）组织演讲队，宣传惨案及大沽口事件真相；（7）农大自刊出特号；（8）组织交通队传递消息；（9）函致本校教职员与本会一致行动；（10）下半旗三日，以志哀悼。

　　是日，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学生会发出讨段皓电，电文写道：“此次日舰侵我国防，炮击大沽炮台；英美日意等八国，强暴蛮横，无理取闹，竟提出最后通牒，限我政府在三月十八日午时以前，予以完满答复。凡属国人，莫不痛愤。北京各界，于是日约集二百余团体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议决一致反对列强，要求并整队游行，齐赴执政府请愿，要求尊从民意，提出严重抗议，驳复使团。乃段氏卫队，突然拥出，包围群众，刀枪齐下，弹刃飞舞，当场死四十余人，重伤几百余人，其他踬手踣足者，不可指数。流血遍地，尸横载道，悲痛惨状，目不忍睹。凡我同胞，务望千里一心，一致奋起，尽力援助，以达惩办媚外卖国，惨无人道之段贼。同一等苟一息尚存，此志不渝。临电不胜迫切之至。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学生会叩皓”

图1：“三一八”惨案后农大学生会发出讨段皓电（1926年3月19日）

　　北京学生总会3月22日在北京大学一院召开紧急代表大会，议定如下事项：通电质问李鸣钟；参加23日之追悼大会；通电各校组织演讲队，于24日上午9时起出发；发给宣传大纲；派代表出京宣传（分东南、西南、西北、华中4个区）。

　　接着，选出代表177人，其中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有17人。

　　同时，会议现场临时提出多起议案，经过议定，做出如下决定：建立烈士祠；葬所有烈士于一处；抬棺游行。

　　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的教职员对惨案的发生甚为愤怒，情绪甚为激越，纷纷要求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对受伤者表示慰问。24日，学校教职员有章祖纯主持召开会议，议决如下事项：此次惨案应由法律解决；各校已死之学生应行吊唁，受伤者应行慰问；公举教职员10人办理吊唁慰问事宜（当场选出周建侯、黄以仁、皮作琼、蔡邦华、刘式庵、杨宝泰、刘兆钧、周景漾、晏孝来、郑崇实为代表）。

　　即日，各代表分赴各校吊唁并慰问。

图2：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在“三一八”事件中的受伤者名单

　　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在此次惨案中，除林孔唐伤势严重外，还有受伤的学生，即：向云龙、邵金元、徐蔚若、徐大昌、张俊仕、何星甫、詹乐贫、唐大森。

　　这里，着重说一说林孔唐：

　　林孔唐，字子陶，四川省大竹县人。生于1903年。1923年春考入国立北京农业大学。1924年加入“农业革新社”。加入“农业革新社”后进步很快。一次，在农业革新社召开的同乐大会上讲到：“现在的社会，非重新改造不可”、“我们处在次殖民地的中国，早够得上亡国的资格，但老实说，在千钧一发之际，只要我们努力去做，倒还有希望。我们的根本方针，第一步不要依赖军阀统一，并要打倒军阀，我们要联络农工商各界，一个个唤醒过来，组织有主义的军队；第二步实行打倒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化兵为工农，整理内政；第三步收回租界、领地、铁路等”。他独到的见地语惊四座，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扬。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他被选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学生会农民股干事，积极从事各项社会活动，在农民夜校任教师。在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求学期间，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试着用学到的知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1925年，刚上大学二年级的他，就在学校办的《新农月刊》上发表了《振兴我国农业之管见》、《鸦片与农业》等颇有见地的论文。1926年3月18日，参加了抗议八国最后通牒、要求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请愿斗争，遭段祺瑞军阀政府血腥镇压，身负重伤，不幸于5月22日牺牲。

　　林孔唐烈士身负重伤后，仍心系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兴亡，牺牲前留下了“此身未死外人手，努力还须同志们”的遗言。

　　林孔唐逝世后，全校悲痛。23日，全体学生召开大会，讨论善后事宜。决定立即成立“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林烈士治丧委员会”，并决定在校园内建立林孔唐烈士纪念碑。25日，学生组成百余人迎柩队伍，赴协和医院，同时有数十人组成的哀乐队和数十对花圈。灵柩迎回后，暂停放在学校养蚕室内，经治丧委员会研究，决定在5月29日暂殡于罗道庄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东门外稻田西部之三角洲上。学校四川同乡会还建议于四川大竹县中学为烈士建纪念碑，以资纪念。6月6日，追悼大会在永光寺西街全蜀会馆举行，门前扎有一座素彩牌楼，上书“林孔唐烈士追悼大会”，会场设在大礼堂，其门前亦扎有牌楼，堂内有烈士遗像，遗像周围布满鲜花，灵堂四周挂满挽联、祭幛，大竹旅京同学会特编辑出版《林烈士追悼特刊》，挽联共有18幅，其中张浩如写的挽联是“苟且偷生生同朽骨，为国而死死亦光荣”。

图3：林孔唐烈士（1903-1926），农学系一年级学生，“三一八”惨案中受伤，不治去世，时年23岁。

　　林孔唐逝世后，灵柩暂厝于学校东门外三角洲。

　　1929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三周年之际，为纪念在“三一八惨案”中罹难的烈士，在北京圆明园西南面“九洲清宴”遗址，建有一座“三一八”烈士墓，这座墓园占地约100平方米，正中修筑一米多高的石砌圆形台基，台基上竖起通高九米六面体大理石墓碑。墓碑正南面镌刻着“三一八烈士纪念碑”几个大字。从正南面开始，自右而左，镌刻北平市长何其功所写的《三一八烈士墓表》：“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国民军奋斗于畿郊，因见忌于帝国主义者，而有大沽口炮舰入港事。北京民众反对八国通牒，齐集执政府前呼号请愿，生气勃勃。乃以佥壬弄国，竟令卫士开枪横射，饮弹毕命者四十一人，横尸载涂，流血成渠。其巩目睹心痛，愤慨至今。及革命军克服旧京，奉命来长北平市，追念逝者，为请于中央准予公葬。葬事告竣，奉其姓名、籍贯、职业之可考者，得三十九人，其无从考证亦死斯役者二人。又负伤或因伤而致残废者，多不得纪。志士埋名，深为遗憾。会此役者，或为青年女子，或为徒手工人，或为商贾行旅，皆无拳无勇，激于主义，而视死如饴。世以‘三一八惨案’称之，以其为三月十八日事也，其巩既揭于其阡，记其事以告后之览者。”和39位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所在单位和职业等。墓碑四周有28位烈士的墓穴，其余烈士葬于别处。林孔唐烈士的遗骨即于此时与其他“三一八”烈士的遗骨合葬于圆明园遗址“三一八烈士公墓”。当时北平市近万人参加了隆重的烈士公葬典礼。据1985年5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记载，“三一八烈士公墓”葬有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刘和珍、杨德群，广州外交代表陈贵深、列炳，国立北京大学的黄克仁、李家珍，国立北京中俄大学的彭廷珪，中法大学的胡锡爵，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范士融，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臣燮、江禹烈、刘葆彝，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林孔唐等烈士的遗体。

　　1987年1月15日，中共大竹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写的《大竹党史研究资料》第一期（总二十二期）以“热血染狮门，丹心照汗青”为题，记述了林孔唐烈士事略。

　　《泰晤士报》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同时，进一步唤醒了农大学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更激发了学生们的革命斗志。